博学但是不杂乱也不是缺乏

文章简介:博学但是不杂乱也不是缺乏,中国传统文献学的核心功能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过分突出理论,则会使文献学研究成为空中楼阁。偏于注重考证,则会使文献学研究容易遁入琐碎。因此,如何将传统文献学理论与实践有效地结合在一起,是当下中国古典文献学界学者面临的。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博学但是不杂乱也不是缺乏相关信息。

  中国传统文献学的核心功能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过分突出理论,则会使文献学研究成为空中楼阁。偏于注重考证,则会使文献学研究容易遁入琐碎。因此,如何将传统文献学理论与实践有效地结合在一起,是当下中国古典文献学界学者面临的重大挑战,也是他们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崔富章先生身体力行,其《版本目录论丛》正是对这一目标的切实践行,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守先待后,收功显著,诚为古典文献学理论与实践有效结合的典范之作。该书以版本学、目录学为理论基点,应用于《四库全书总目》《楚辞》《乐律全书》《訄书》等个案研究之中,正本清源,考镜源流,追根溯源,廓清了上述个案之中的很多重大学术问题,使得《四库全书总目》《楚辞》等研究回归正途,推向纵深。
  一、正本清源
  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在中国传统文献学的三大支柱——版本、目录、校勘三门学问中,版本研究是前提,是基础”。《四库全书总目》作为中国古典目录学的殿军之作,就其学术价值而言,学界已取得广泛共识。如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序录》云:“至于剖析条流,斟酌古今,辨章学术,高挹群言……故衣被天下,沾溉靡穷,嘉、道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但就笔者的体会而言,目前学界对《四库全书总目》的认识仍有两个重大误区。
  一是对《四库全书总目》版本源流尚存在根本性的偏差。近一个世纪以来,学界陆续对《四库全书总目》的版本系统加以探究,如傅以礼、洪业、郭伯恭、王重民、昌彼得等,但他们对浙本与殿本之间的关系探究仍是纠葛不清。其中影响最大的谬说,即将乾隆六十年的浙刻本说成翻刻武英殿本。不廓清这一问题,无疑会严重制约《四库全书总目》研究的深入。崔富章先生在《〈四库全书总目〉版本考辨》《关于〈四库全书总目〉的定名及其最早的刻本》《〈四库全书总目〉武英殿本刊竣年月考实》《〈四库全书总目〉传播史上的一段公案》等文中,通过重新解读旧材料,深入发掘新材料,总结出《四库全书总目》的三个版本系统,即浙本系列、殿本系列、其他,并论定浙本早于殿本,殿本后出,最为成熟。这一实证性结论从源头上廓清了之前学界对《四库全书总目》的认识误区。
  《总目》有多种残稿本传世,为研究《总目》纂修过程提供重要参照,但是必需首先确认其撰集时段。“关于上图、国博稿本的抄成时间,学界有过不少讨论。最早研究上图稿本的沈津先生及首先介绍国博稿本的黄燕生先生先后做出过推测,然皆未得其实。真正解决这一问题的是崔富章先生。他发现上图稿本中收录五种尹会一著作的提要,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尹会一著作因涉及文字狱而遭到禁毁,故此稿本抄成当在此前,应为乾隆四十六年二月进呈的《总目》初稿。崔氏的判断与稿本所提供的线索及纂修档案所反映的情况相符,实为不刊之论。”(苗润博《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考略》,《文献》2016年第1期)
  另一个问题则是,目前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将《四库全书总目》与《四库提要》混为一谈,以至于习非为是,反映了研究者目录学知识的缺乏。不厘清这一问题,便会使我们对《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的成书过程不能有一个基本的正确认识。崔富章先生在《关于〈四库全书总目〉的定名及其最早的刻本》一文中,利用《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中“系以《提要》,辑成《总目》,依经、史、子、集部分类众,命为《四库全书》”的记载,指出“所谓‘系以提要’,即在万余种图书之开卷副页右方,各粘贴《提要》一篇;所谓‘辑成总目’,则是将万余种图书提要抄出,会辑而成刘向《别录》式的《总目》一部”。作者还指出,“《总目》好似一座大厦,《提要》乃建筑砖石,此外还有总序、小序、按语等梁木结构”。这一结论无疑是建立在作者深厚的目录学修养之上的,一扫学界之前的认识误区,对于学界认识提要、《总目》的成书过程是一个重大的推进。在此基础上,作者通过辨析诸本提要,得出可靠结论,即《四库全书总目》代表四库提要的最高水平,为今后提要的利用者指明了方向。
  此外,《〈楚辞补注〉汲古阁刻本及其衍生诸本》一文也是作者利用版本学、校勘学实现“正本清源”的典型案例。崔富章先生指出,1983年3月中华书局排印《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楚辞补注》点校本所使用的底本并非康熙元年(1662)毛晋汲古阁原刊本,而是同治十一年(1872)金陵书局重刊本。类似这样的案例分析,对于当前的古籍整理工作无疑是有指导作用的,这也正是作者所强调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古籍整理精髓之所在。
  二、考镜源流
  张之洞《书目答问·略例》云:“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1961年,姜亮夫先生出版《楚辞书目五种》。前型俱在,后辙可循。崔富章先生又赓续其事,踵事增华,于1993年出版《楚辞书目五种续编》。2003年先生任总编纂的《楚辞学文库》蒇事付梓。2005年,先生又完成《楚辞书目五种三编》,在此基础上勒成《楚辞书录解题》。至此,楚辞研究方面的版本、著录几乎一网打尽。作者从80年代开始,陆续致力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补正工作,出版《四库提要补正》,对《总目》多有是正。
  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古籍版本的确定无不根植于校勘实证中,乔秀岩先生指出:“古籍整理的出发点是版本。调查各种现存传本,分析其间的关系,是版本学的任务。”同时,“文献学之宗旨,在抵制合理化统一,保存历史原貌。校勘学之出发点,在怀疑白纸黑字。孰是孰非,标准不得不求诸‘例’”。从学术源流的角度,作者对《楚辞》版本、楚辞文献等详加考辨,确定楚辞校勘文献包含善本、校勘著述、四部典籍所引之《楚辞》正文及王逸注文三大类。
  在上述基础上,作者以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以及日本等楚辞典籍的馆藏为中心,详尽考察了相关楚辞的版本、文献传播与流布,正如作者所说:“读书学习先明版本,研究论著载明版本,人人采取‘忠实之态度’,身体而力行之。”站在东亚学术圈的高度,作者从学术史的角度,勾勒出明晰的《楚辞》文献传播地图,这一地图的勾勒对于我们理解“屈骚精神”的核心要义与历史演进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一文献传播地图的勾勒对于当下我们利用“屈骚精神”,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由《楚辞》版本到楚辞文献流布,再到“屈骚精神”的继承与发展,这一思路的展开,使得新世纪的楚辞研究别开生面,这对于新世纪的楚辞研究无疑也是极具启发意义的。
  三、追根溯源
  “版本”一词早已为中国古典文献学者所熟知,但真正要探求其本义时,却往往含混不清。作者认为,究其实,“版本”一词的本义即是指雕版印刷的书籍。但这并不妨碍“版本”的强大生命力,雕版印刷之前的简册写本、传抄本,雕版印刷之后的铅印本、影印本、排印本、稿本、抄本以及电子版等等,也已经陆续纳入“版本”一词的覆盖范围。因此,作者从狭义和广义的角度去探究“版本”的意义,不仅准确确定了雕版印刷与“版本”一词之间的关系,而且照顾到了“版本”意义的时间性与空间性,大大深化了对“版本”的认识。
  探究文献的版本源流,毋庸讳言,必先广罗众本。但广罗众本的基础上,仅仅局限于旧本还是不够的,应该照顾到版本的历史演进过程,进而勾勒出它们的版本系统。版本系统一旦确定,研究者在利用文献时便可收纲举目张之功。在确定版本系统后,如何确定版本优劣,便是研究者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于是,“善本”观念自然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藏书家、读书家、掠贩家着眼点不同,评价标准自然有异。崔富章先生在《善本释名》一文中,立足于“善本”的历史演进特点,整合诸家“善本”观念,确定善本的核心要义在于“善书”,即文本内容与形式皆“善”之书。综合而论,善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侧重,分别经历了善书、足本、精本、旧本等嬗变过程。作者对“善本”的历史考察,大大拓展了善本的研究广度和深度,以与时俱进的学术眼光为新时期古籍工作、善本工作指明了方向。
  综上而言,《版本目录论丛》中所体现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的三位一体,以及其中老一代学人的治学精神与学术视野,正是该书的精髓所在。诚如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所说:“博而不杂,约而不漏,庶几学术醇固,而于守先待后之道,如或将见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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