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口中讲述的中国文学史

文章简介:钱穆先生口中讲述的中国文学史,用看惯了集中大批专家合编之文学史教材的眼光,来读钱穆先生(18951990)的讲课记录本《中国文学史》(天地出版社2015年6月版),一定会觉得有两大问题:一是讲述太简单,从上古讲到清朝,一共只用了不到二十万字,涉及的作家作品不多;二是结构不匀称,全文。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钱穆先生口中讲述的中国文学史相关信息。

  用看惯了集中大批专家合编之文学史教材的眼光,来读钱穆先生(1895——1990)的讲课记录本《中国文学史》(天地出版社2015年6月版),一定会觉得有两大问题:一是讲述太简单,从上古讲到清朝,一共只用了不到二十万字,涉及的作家作品不多;二是结构不匀称,全文凡三十一篇,长的甚长,短的很短,而且中间跳跃得很厉害,例如关于中古文学,第十七篇讲建安文学,接下有两篇是《文章的体类》和《昭明文选》,而到第二十篇就开始来讲唐诗,整个魏晋南北朝就那么一笔带过了。宋代只讲词不讲诗。小说戏剧都谈得非常简单,他自己就检讨说“讲诗、赋、散文较详细,讲词、曲、小说则时间较少”(第330页)。如此等等。当今的文学史教师恐怕无法接受这种安排。
  但是我们要了解,旧时代的大学里没有严格的大纲,文科教师授课相当自由,所讲的内容无非是举例性质,这里有他自己的见解和心得,其余的内容,学生自会找书来看。一部中国文学史,内容太多太复杂,就是写成二百万字,二百五十万字,仍然不可能完备到毫发无遗。在有新意的地方多讲讲,其余一笔带过,其实倒也未尝不可。我读大学虽已很晚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半期),那时老先生们上课还是天马行空,专讲他的心得,还有各种书上没有的花絮,大家很爱听;至于那些按部就班的课,则开小差的比较多,反正书上都有,自己去看吧。钱先生讲中国文学史是他在所创办的香港新亚书院当院长的时候,一段在1955年秋至1956年夏,一段在1958至1959年间,那时新亚的学生无多,整个教学带有旧时书院的风格,外界总以为它是一间“野鸡大学”(详见本书刘悠扬《附记》引述叶龙的回忆,第355页),这里讲课尤其自由。
  所以,如果换一种眼光来看钱先生的这部《中国文学史》,则会觉得很有趣,别有洞天,且能得到不少启发。兹略举几点来简略一谈,与同好者商榷共赏。
  首先,钱穆很注意论述中国文学的基本特点,指点津梁,纲举目张。书中颇有深刻的见解,例如他讲《诗经》的赋、比、兴,其中发挥道:
  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引李仲蒙说赋、比、兴云:
  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尽物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意即无论是赋,是比,是兴,均有“物”与“情”两字。记的是物,却是言情。所谓托情、起情、言情,就是融情入景,故《诗》三百者,实即写物抒情之小品。中国人的抒情方法是叙物、索物和触物,不但《诗经》,即屈原之《楚辞》及汉时邹阳之辞,比物连类,也都是用这比兴的方法。
  俗语说:“万物一体。”这是儒、道、墨、名各家及宋明理学家都曾讲到的。意即天人合一,也即是大自然和人的合一,此种哲学思想均寓于文学中……(第14——15页)
  这就讲到根本上来了。中国文学的传统正在于情与物的互动相生,情与物乃是文学特别是诗歌的两个轮子。有人说中国文学的传统就是一个抒情性,这个提法恐怕未免失之于偏。独轮车不容易骑很远。写景叙事同样传统悠久。在散文里,除了情与物的相生互动以外,还有一个议论的传统,但诗里面不宜大发议论。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中国文学有两个半传统(详见顾农《从鲁迅杂文说到中国文学的两个半传统》,《文艺报》2012年10月19日第7版),就是说这样一层意思,那半个传统即指议论。
  钱先生讲中国古代最重视《诗经》以及《昭明文选》,甚至说只要读这两部书就够了(详见第136、183页),其深意其在此乎。
  中国文学的另外一大特色是它的工具性、实用性。钱先生在讲到《史记》时,指出司马迁“将文学与历史融合在一起,亦将文学与人生加以融合”,接下来又进一步提升到全局加以发挥道:
  中国的历史是应用的、实用的,诗歌(文学)亦是应用的、实用的。正如中国的艺术产生于工业,如陶器(有花纹)、丝(有绣花)与钟鼎(有器具、锅)等。并不如西方那样专门为了欣赏而刻画像。中国的艺术是欣赏与应用不分,应用品与艺术品合一,亦即是文学与人生合一。中国的古砚与古花瓶,是古董,同时又可使用,并不如西方般专为摆设之用。故中国之历史与文学始终是应用的。(第81页)
  其实传统的“文以载道”这一句话也就把文的应用性、实用性、工具性说得很清楚了。这是一个事实判断,怎样做价值判断则是另外一回事。
  钱先生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大家,他一向注意抓根本,讲大局。一般的文学史不大注意这个方面,这正是我们要好好向他学习请益的地方。
  第二,钱先生研究学问包括文学史,主张兼顾宏观与微观,尤重宏观,他说:
  几十年来,有要做专门学问的偏见,只重钻牛角尖的小功夫,却忽略了大的。
  观看手有两种方法,一是仔细的看手指纹,但另一种是看整个手。不能说只能由小处着手,当然用细功夫也是可以,但大功夫也是值得,今日中国最缺乏。(第333——334页)
  这个看手的比方打得亲切。文学史研究现在是越做越细微了,培养学生也往往以“细功夫”为主,这当然也是必要的,而“大功夫”甚少有人着手,未免失之于偏,弄不好很可能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甚至只见叶脉而不见其树——只见到文学史上的某一小片段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只研究一个很小的小问题,而完全不管那周围的大问题。
  在讲到汉赋时钱先生就中国文学的全局发挥道:
  赋后来变成皇室的消遣文学,作为供奉之用,即成为御用的、帮闲的文学。司马相如作的赋,便是这一类作品,与屈原的赋成为相对的两大派,这正如唐代杜甫(入世的诗圣)与李白(出世的诗仙)一样。文学可分为超世的与入世的两派,而以入世的和人生实用的为佳。
  杜甫的诗不超脱,却是人生实用的,故其境界比庄子为高,庄子只是一位哲学家;陶渊明与屈原相比。陶为人退隐而不合作:故屈原、杜甫可说已达到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而庄子、陶渊明则较次。(第66——67页)
  这样的估价自有其深刻的依据,其背后则是儒家的传统在起作用。
  在分析过《古诗十九首》中“玉衡指孟冬”那一首以后,钱先生发挥说:
  文学有其共相与别相,诗是文学,《古诗十九首》当然亦是。“共相”是共同性的。西方的戏剧有其特定的时空,是逼真的,悲剧是其最高境界。此特定之时空,可一而不可再;但最真实的却常是不可靠而有幻想性的。中国的戏剧则是脱离时空的,正与西方的相反,它是群性的,空灵的,中国的文学亦然。中国的道德与人生是在文学的共相中常在的,且有长远的价值;西方的则是暂时的,无价值的。(第108页)
  这里的价值判断儒家色彩甚浓,或可存而不论,而作为一个事实判断,是大有道理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一般不大强调具体的时空,往往多写一种普遍存在的情景和感慨。
  在具体问题的论述中随宜地发抒诸如此类的宏观高论,是钱先生著作中常常会有的情形,也是他的著作总是能引人入胜之所在。
  第三,本书中多有关于文学史若干个案的精辟见解,足以发人深省。这样的碎金片段很多,例如书中说起曹操的文章道——
  曹操写诏令文,挥洒自如,有话即长,无话即短,其作《求贤令》不足二百字,而写《让县自明本志令》却长达一千三百字,为要抒发激越悲壮的直率情怀。所以有人称他是一位改造文章的祖师。(第89页)
  这里所说的“有人”是指鲁迅,“祖师”的提法见于他那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讲演。此前在讲起贾谊文章的时候,钱先生曾指名道姓地具体引用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中的意见(“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详见第85页);此后讲《史记》时又一次征引鲁迅(“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详见第148页)。钱先生很少征引当代学者的看法,鲁迅是一个例外。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他们两位的思想、立场、文风都大不相同,而在某些文学史问题上却英雄所见略同如此。
  钱先生的精辟见解甚多,再略钞两则以便共赏——
  到了《古诗十九首》仍是诗言志,但此时总算已由政治性转变而为社会性的日常生活了,但并不求人了解,也没有希望“立言立德”的意思。不过,我们可以说,《古诗十九首》开创了中国纯文学的先河。也就是说,东汉末年已达到文学成熟期,即从此有了纯文学,也有了纯文学家。
  自建安时期起,就有曹丕等人出现,彼等欲以文学传后世以“立言”,可说是中国文学开始觉醒的时代。(第119页)
  文学贵能自觉独立,其本身即有独立的价值技巧,此即始于建安文学,特别是曹丕发表《典论·论文》以后。魏后有两晋,再下去是宋、齐、梁、陈,此时期之政治虽黑暗,文学却极昌盛,此时期之宗教、艺术、音乐均达到极伟大之成就。(第131页)
  最近《光明日报》等报刊上正在热烈地讨论中国文学何时自觉的问题,钱穆先生六十年前的见解很足以供我们学习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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