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和算术的战争,中国文学的戏剧性事件

文章简介:语文和算术的战争,中国文学的戏剧性事件,文学正在从传统语文的旧居逃离,向算术的领地飞跃。这是近年来中国文学的一个重大变化。文学原先是属于语文行业的,也即属于语词、篇章、修辞、语法和风格的空间。数千年以来,文学一直试图借助简洁的叙事,描述自我或世界的真相。文学试图守望自己的语文家。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语文和算术的战争,中国文学的戏剧性事件相关信息。

语文和算术的战争,中国文学的戏剧性事件

  文学正在从传统语文的旧居逃离,向算术的领地飞跃。这是近年来中国文学的一个重大变化。文学原先是属于语文行业的,也即属于语词、篇章、修辞、语法和风格的空间。数千年以来,文学一直试图借助简洁的叙事,描述自我或世界的真相。文学试图守望自己的语文家园,那就是人本主义关怀、创造性技巧以及语言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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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诗歌的先锋话语原创,以及诗歌对于互联网劣质话语的坚定抵抗,汉语文学的复苏将毫无希望。然而,大堆诗歌垃圾,尤其是以“口语美学”为招牌的口水诗,严重混淆“口语”和“口水”、“诗歌”和“生活用语”的差异,把诗歌变成毫无价值的唾沫。它们不断击打着诗歌的脸面,令其在公众面前出丑。但诗人却在生气地怪罪读者“愚蠢”。令人奇怪的是,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趣味?为何它要借助鄙陋的词句,蓄意毁损诗歌的尊严,并立志成为读者的宿敌?人数、作品数、字数和营销数,成为评估“纯文学”和“类文学读物”的四种算术指标,犹如文学的“四项基本原则”。它们不断增长,向极限的峰值爬升,大肆牟取名声和市场的数字红利,主流作家不惜代价,卷入这场数字游戏之中,衰弱的文学企图以数字说话,但它除了给地方媒体提供短暂的炒作题材外,不能给文学自身带来任何增长点。在这场语文跟算术的博弈中,“纯文学”距离自身的家园日益遥远,并注定要成为一个失败的物种。在中国文化衰败的总体背景下,文学无法出现飞越菜市场的奇迹。语文和算术的战争,成为当下中国文学的戏剧性事件。数字的急速增值,显示文学自我救赎的努力,却因撼动其语文根基,而变得笨拙可笑起来。语文终究是文学写作的内核,不能用算数和体育去做简单置换。就连小学老师都懂得,批阅作文的标准,不是它的数量和长度,而是它的品质。文学需要回到常识的底线,从那里重新获取起跑和跳跃的契机。注:喜闻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参选作品为252部长篇小说,特发此文以示热烈祝贺。本文图片皆为大跃进时期的宣传画上传与管理:杰夫——《华夏上古神系》为朱大可先生耗费20多年的研究成果。全书以跨文化的全球视野,运用多种学科工具,独辟蹊径地探研中国上古文化和神话的起源,发现并证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话均起源于非洲,这是继美国学者发现全球智人源于非洲、新西兰学者发现全球语言源于非洲之后,第三个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贡献,有助于修正人类文化起源的传统观点,向西方主流人文阐述体系注入“中国元素”。这些观点颠覆晚清以来的学界定见,为认识华夏文化的开放性特征、传承本土历史传统、推动中国文化的未来复兴,提供了富有卓见的启示,可视为1949年以来中国学术的重大收获。  欢迎各位网友订阅《文化先锋》,搜索微信公众号iwenhuaxianfeng,或扫描如下二维码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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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诗歌的先锋话语原创,以及诗歌对于互联网劣质话语的坚定抵抗,汉语文学的复苏将毫无希望。然而,大堆诗歌垃圾,尤其是以“口语美学”为招牌的口水诗,严重混淆“口语”和“口水”、“诗歌”和“生活用语”的差异,把诗歌变成毫无价值的唾沫。它们不断击打着诗歌的脸面,令其在公众面前出丑。但诗人却在生气地怪罪读者“愚蠢”。令人奇怪的是,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趣味?为何它要借助鄙陋的词句,蓄意毁损诗歌的尊严,并立志成为读者的宿敌?人数、作品数、字数和营销数,成为评估“纯文学”和“类文学读物”的四种算术指标,犹如文学的“四项基本原则”。它们不断增长,向极限的峰值爬升,大肆牟取名声和市场的数字红利,主流作家不惜代价,卷入这场数字游戏之中,衰弱的文学企图以数字说话,但它除了给地方媒体提供短暂的炒作题材外,不能给文学自身带来任何增长点。在这场语文跟算术的博弈中,“纯文学”距离自身的家园日益遥远,并注定要成为一个失败的物种。在中国文化衰败的总体背景下,文学无法出现飞越菜市场的奇迹。语文和算术的战争,成为当下中国文学的戏剧性事件。数字的急速增值,显示文学自我救赎的努力,却因撼动其语文根基,而变得笨拙可笑起来。语文终究是文学写作的内核,不能用算数和体育去做简单置换。就连小学老师都懂得,批阅作文的标准,不是它的数量和长度,而是它的品质。文学需要回到常识的底线,从那里重新获取起跑和跳跃的契机。注:喜闻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参选作品为252部长篇小说,特发此文以示热烈祝贺。本文图片皆为大跃进时期的宣传画上传与管理:杰夫——《华夏上古神系》为朱大可先生耗费20多年的研究成果。全书以跨文化的全球视野,运用多种学科工具,独辟蹊径地探研中国上古文化和神话的起源,发现并证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话均起源于非洲,这是继美国学者发现全球智人源于非洲、新西兰学者发现全球语言源于非洲之后,第三个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贡献,有助于修正人类文化起源的传统观点,向西方主流人文阐述体系注入“中国元素”。这些观点颠覆晚清以来的学界定见,为认识华夏文化的开放性特征、传承本土历史传统、推动中国文化的未来复兴,提供了富有卓见的启示,可视为1949年以来中国学术的重大收获。  欢迎各位网友订阅《文化先锋》,搜索微信公众号iwenhuaxianfeng,或扫描如下二维码即可。  但在21世纪初叶,文学开始向它的世仇——算术献媚,甚至拿算术的尺度当作自己的尺度,用数量、数字及其算法(简单的线性加法)来衡量文学的核心价值,在大多数情形中,文学采纳的算术,仅限于四则运算中的加法,这算法要求作者在一个短小的单位时间里,尽可能制造最多的字词,并将其无穷相加,以求取“和”值的最大化,借此满足声誉的“结合律”或市场的“交换律”。有诗歌的先锋话语原创,以及诗歌对于互联网劣质话语的坚定抵抗,汉语文学的复苏将毫无希望。然而,大堆诗歌垃圾,尤其是以“口语美学”为招牌的口水诗,严重混淆“口语”和“口水”、“诗歌”和“生活用语”的差异,把诗歌变成毫无价值的唾沫。它们不断击打着诗歌的脸面,令其在公众面前出丑。但诗人却在生气地怪罪读者“愚蠢”。令人奇怪的是,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趣味?为何它要借助鄙陋的词句,蓄意毁损诗歌的尊严,并立志成为读者的宿敌?人数、作品数、字数和营销数,成为评估“纯文学”和“类文学读物”的四种算术指标,犹如文学的“四项基本原则”。它们不断增长,向极限的峰值爬升,大肆牟取名声和市场的数字红利,主流作家不惜代价,卷入这场数字游戏之中,衰弱的文学企图以数字说话,但它除了给地方媒体提供短暂的炒作题材外,不能给文学自身带来任何增长点。在这场语文跟算术的博弈中,“纯文学”距离自身的家园日益遥远,并注定要成为一个失败的物种。在中国文化衰败的总体背景下,文学无法出现飞越菜市场的奇迹。语文和算术的战争,成为当下中国文学的戏剧性事件。数字的急速增值,显示文学自我救赎的努力,却因撼动其语文根基,而变得笨拙可笑起来。语文终究是文学写作的内核,不能用算数和体育去做简单置换。就连小学老师都懂得,批阅作文的标准,不是它的数量和长度,而是它的品质。文学需要回到常识的底线,从那里重新获取起跑和跳跃的契机。注:喜闻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参选作品为252部长篇小说,特发此文以示热烈祝贺。本文图片皆为大跃进时期的宣传画上传与管理:杰夫——《华夏上古神系》为朱大可先生耗费20多年的研究成果。全书以跨文化的全球视野,运用多种学科工具,独辟蹊径地探研中国上古文化和神话的起源,发现并证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话均起源于非洲,这是继美国学者发现全球智人源于非洲、新西兰学者发现全球语言源于非洲之后,第三个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贡献,有助于修正人类文化起源的传统观点,向西方主流人文阐述体系注入“中国元素”。这些观点颠覆晚清以来的学界定见,为认识华夏文化的开放性特征、传承本土历史传统、推动中国文化的未来复兴,提供了富有卓见的启示,可视为1949年以来中国学术的重大收获。  欢迎各位网友订阅《文化先锋》,搜索微信公众号iwenhuaxianfeng,或扫描如下二维码即可。  这是一种古怪的物种变异,它意味着文学正在背弃自己的本性。
  6万,玄幻奇幻小说的读者则为68万,现代都市小说为56万。读者主要来自珠三角地区的打工仔、以及遍及全国的销售员和17岁以下的中学生。有的打工仔每天用手机进行在线阅读的时间,多达8个小时以上,这意味着,除了上下班和睡眠,每天的剩余时间,全部被用来进行手机阅读。上述数据,来自中国某家权威的电信公司,它足以表达大陆手机用户的趣味,更显著地表达了“文学”的现实出路,那就是用低俗而充满快感的文字,来满足低文化层次大众的精神饥渴。不仅如此,只有“类型文学”读者能超越数字的限度,而将阅读的长征进行到底。这种高产“文学”的大肆泛滥,诱发出人们对文学繁荣的天真幻想,但它终究会制造更深的幻灭感。因为世人所面对的,并非只是真的文学,更是打着文学招牌的“类文学读物”,后者的基本功能,就是在文学牛奶短缺的情况下,以低度或零度营养的“代乳品”方式,侵入人的灵魂,为其填补精神空白。但此举无疑是饮鸩止渴,它只能引发更严重的精神饥饿。另一项私下调查还意外地揭示,在第一线进行文化产品筛选的电讯机构,其人员的流动性,远远超出了平均值。绝大多数青年编辑的供职长度,通常不会超过2年,其主要原因在于,青年编辑无法承受处理劣质精神产品的“审美疲劳”和道德压力。换岗(逃离)是他们的唯一出路。但这种状况丝毫不能改变文化资本的本性。还会有大量渴望就职的学生,前赴后继地踏入文化工厂,成为捡拾和推销文化毒食的最新成员。另一方面,在“文化产业”的盛宴背后,是200万名签约写手的庞大队列。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几乎跟中国职业军人的总数相当,而其中真正具备类型文学写作能力的,则寥寥无几;真正能赚到号称“年收入150万”的,更是屈指可数。但正是这种大肆张扬的暴富神话,鼓舞着年轻写手前赴后继,犹如飞蛾扑向温热的火焰。其中的绝大多数人,注定要成为这个“新兴文化产业”的牺牲品。即便是那些貌似成功的作者,仍然会面对高速写作引发的生存危机。许多网络作家一年能码出300万字以上的公共作品,以赚取有限的稿酬,却要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笔名“青鋆”的网络女作家包青春,一年多里写出6部小说,字数300多万,网站阅读点击量达2188多万,却在25岁的青春时段,因凶险的癌症而溘然谢世。她的个案被报道之后,网络作家透支生命、过劳写作的生存状态,已成为世人关切的话题,但他们似乎只能按这种方式赚钱,用以穿越毫无保障的未来。与小说和类小说的情形完全相同,继八十年代的黄金时代之后,诗歌的彩虹,似乎再度飞上了尘霾密布的天空。老诗人弃诗从商,其中一些人变身为成功的富人,而在钱囊饱满之后,他们往往调转头来大啖“回头草”,不仅自己重操写诗旧业,而且还热衷于投资诗歌,为诗人聚会和研讨提供大宗资金。中国诗坛有着奇怪的自我游戏规则。这种“前诗人效应”,制造出罕见的文学奇观:各种捐资神话在坊间流传。诗人们在各地结群行走,总有人为机票、住宿和吃喝买单。各种诗社、诗会、研讨会、诗刊和诗集(卖书号或自行印刷的)风起云涌。这种大数额资金向诗歌界的单向注入,重燃了诗坛回温的激情。诗人们在在夜宴中弹冠相庆,以为“诗歌的春天”已经降临。但跟小说一样,算术的阴影也已经笼罩诗歌。它推动了一场聒噪书写的运动,并导致诗句和诗篇的大量冗余,酝酿着文学另一场灾难。各种民间诗集(公开出版或自印)如雨后春笋,堆满了这个完全不需要诗歌和美的国度。而那些堆积如山的“无良”印品,吞没了少数诗歌“良品”的孤独文本。不仅如此,受到海子等人的鼓舞,诗人开始书写抒情长诗或史诗,以为只有具备这种强悍的算术属性,才是伟大诗人的标志。长诗于是被大量炮制出来,其中有的长诗,号称一百万行,但这还不是诗歌算术的终点。还有人宣称正在写作150万行的超级长诗,若以每行平均15个字计算,则长诗的总字数,可以达到2250万,远远逾越了小说山脉的巅峰,直追藏族史诗《格萨尔王》,后者拥有100多万行,2000多万字,已被视为超越《摩诃婆罗多》的世界最长史诗。但所有这些神话史诗,均为漫长年代里的集体创作,历经大量杰出民间诗人和歌手的反复打磨,由此散发出恒久的神性光芒。在一个毫无信仰的时代,任何快速制造的“史诗”,都露出了可疑的行藏。它们中的大部分,充其量是一些失败的案例,它们不能对衰弱的文学实施救赎,反而验证了这个时代的精神荒芜。汉诗的算术竞赛,正在描述诗歌繁荣的假象,并遮蔽了短诗写作的进步。尽管优秀诗人屈指可数,但诗歌复苏的财经语境,似乎已经初步具备,这是诗歌前景被看好的一个重要理由。诗歌是文学复苏的逻辑前提。没
  文学算术化的潮流,起源于冷战和集权主义时代。它是20世纪文学的最后挣扎。目前世上最长的小说,也许当推索尔仁尼琴的《红轮》。它的长度据说接近一千万字,俨然是俄罗斯史诗叙事传统的宏大尾声,它要凭藉一种非凡的个人记忆,去抵消集权主义对历史真相的遮蔽。而本土的鸿篇巨制,则以张炜的《你在高原》为上限,该书以450万字的篇幅,击碎中国书面文学的历史记录。这是一种充满“愚公精神”的字词工程,漫长无尽的语句相加,不仅需要强悍的脑力,更须有强大的体能。6万,玄幻奇幻小说的读者则为68万,现代都市小说为56万。读者主要来自珠三角地区的打工仔、以及遍及全国的销售员和17岁以下的中学生。有的打工仔每天用手机进行在线阅读的时间,多达8个小时以上,这意味着,除了上下班和睡眠,每天的剩余时间,全部被用来进行手机阅读。上述数据,来自中国某家权威的电信公司,它足以表达大陆手机用户的趣味,更显著地表达了“文学”的现实出路,那就是用低俗而充满快感的文字,来满足低文化层次大众的精神饥渴。不仅如此,只有“类型文学”读者能超越数字的限度,而将阅读的长征进行到底。这种高产“文学”的大肆泛滥,诱发出人们对文学繁荣的天真幻想,但它终究会制造更深的幻灭感。因为世人所面对的,并非只是真的文学,更是打着文学招牌的“类文学读物”,后者的基本功能,就是在文学牛奶短缺的情况下,以低度或零度营养的“代乳品”方式,侵入人的灵魂,为其填补精神空白。但此举无疑是饮鸩止渴,它只能引发更严重的精神饥饿。另一项私下调查还意外地揭示,在第一线进行文化产品筛选的电讯机构,其人员的流动性,远远超出了平均值。绝大多数青年编辑的供职长度,通常不会超过2年,其主要原因在于,青年编辑无法承受处理劣质精神产品的“审美疲劳”和道德压力。换岗(逃离)是他们的唯一出路。但这种状况丝毫不能改变文化资本的本性。还会有大量渴望就职的学生,前赴后继地踏入文化工厂,成为捡拾和推销文化毒食的最新成员。另一方面,在“文化产业”的盛宴背后,是200万名签约写手的庞大队列。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几乎跟中国职业军人的总数相当,而其中真正具备类型文学写作能力的,则寥寥无几;真正能赚到号称“年收入150万”的,更是屈指可数。但正是这种大肆张扬的暴富神话,鼓舞着年轻写手前赴后继,犹如飞蛾扑向温热的火焰。其中的绝大多数人,注定要成为这个“新兴文化产业”的牺牲品。即便是那些貌似成功的作者,仍然会面对高速写作引发的生存危机。许多网络作家一年能码出300万字以上的公共作品,以赚取有限的稿酬,却要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笔名“青鋆”的网络女作家包青春,一年多里写出6部小说,字数300多万,网站阅读点击量达2188多万,却在25岁的青春时段,因凶险的癌症而溘然谢世。她的个案被报道之后,网络作家透支生命、过劳写作的生存状态,已成为世人关切的话题,但他们似乎只能按这种方式赚钱,用以穿越毫无保障的未来。与小说和类小说的情形完全相同,继八十年代的黄金时代之后,诗歌的彩虹,似乎再度飞上了尘霾密布的天空。老诗人弃诗从商,其中一些人变身为成功的富人,而在钱囊饱满之后,他们往往调转头来大啖“回头草”,不仅自己重操写诗旧业,而且还热衷于投资诗歌,为诗人聚会和研讨提供大宗资金。中国诗坛有着奇怪的自我游戏规则。这种“前诗人效应”,制造出罕见的文学奇观:各种捐资神话在坊间流传。诗人们在各地结群行走,总有人为机票、住宿和吃喝买单。各种诗社、诗会、研讨会、诗刊和诗集(卖书号或自行印刷的)风起云涌。这种大数额资金向诗歌界的单向注入,重燃了诗坛回温的激情。诗人们在在夜宴中弹冠相庆,以为“诗歌的春天”已经降临。但跟小说一样,算术的阴影也已经笼罩诗歌。它推动了一场聒噪书写的运动,并导致诗句和诗篇的大量冗余,酝酿着文学另一场灾难。各种民间诗集(公开出版或自印)如雨后春笋,堆满了这个完全不需要诗歌和美的国度。而那些堆积如山的“无良”印品,吞没了少数诗歌“良品”的孤独文本。不仅如此,受到海子等人的鼓舞,诗人开始书写抒情长诗或史诗,以为只有具备这种强悍的算术属性,才是伟大诗人的标志。长诗于是被大量炮制出来,其中有的长诗,号称一百万行,但这还不是诗歌算术的终点。还有人宣称正在写作150万行的超级长诗,若以每行平均15个字计算,则长诗的总字数,可以达到2250万,远远逾越了小说山脉的巅峰,直追藏族史诗《格萨尔王》,后者拥有100多万行,2000多万字,已被视为超越《摩诃婆罗多》的世界最长史诗。但所有这些神话史诗,均为漫长年代里的集体创作,历经大量杰出民间诗人和歌手的反复打磨,由此散发出恒久的神性光芒。在一个毫无信仰的时代,任何快速制造的“史诗”,都露出了可疑的行藏。它们中的大部分,充其量是一些失败的案例,它们不能对衰弱的文学实施救赎,反而验证了这个时代的精神荒芜。汉诗的算术竞赛,正在描述诗歌繁荣的假象,并遮蔽了短诗写作的进步。尽管优秀诗人屈指可数,但诗歌复苏的财经语境,似乎已经初步具备,这是诗歌前景被看好的一个重要理由。诗歌是文学复苏的逻辑前提。没正是这种超能英雄式的写作,令其散发出算术课加体育课的浓烈气息。
  文学:语文与算术的世纪之战朱大可文学正在从传统语文的旧居逃离,向算术的领地飞跃。这是近年来中国文学的一个重大变化。文学原先是属于语文行业的,也即属于语词、篇章、修辞、语法和风格的空间。数千年以来,文学一直试图借助简洁的叙事,描述自我或世界的真相。文学试图守望自己的语文家园,那就是人本主义关怀、创造性技巧以及语言的力量。但在21世纪初叶,文学开始向它的世仇——算术献媚,甚至拿算术的尺度当作自己的尺度,用数量、数字及其算法(简单的线性加法)来衡量文学的核心价值,在大多数情形中,文学采纳的算术,仅限于四则运算中的加法,这算法要求作者在一个短小的单位时间里,尽可能制造最多的字词,并将其无穷相加,以求取“和”值的最大化,借此满足声誉的“结合律”或市场的“交换律”。这是一种古怪的物种变异,它意味着文学正在背弃自己的本性。文学算术化的潮流,起源于冷战和集权主义时代。它是20世纪文学的最后挣扎。目前世上最长的小说,也许当推索尔仁尼琴的《红轮》。它的长度据说接近一千万字,俨然是俄罗斯史诗叙事传统的宏大尾声,它要凭藉一种非凡的个人记忆,去抵消集权主义对历史真相的遮蔽。而本土的鸿篇巨制,则以张炜的《你在高原》为上限,该书以450万字的篇幅,击碎中国书面文学的历史记录。这是一种充满“愚公精神”的字词工程,漫长无尽的语句相加,不仅需要强悍的脑力,更须有强大的体能。正是这种超能英雄式的写作,令其散发出算术课加体育课的浓烈气息。主流文学自身的字词算法,为类型文学提供了笨拙的样本。这场被市场煽动起来的大跃进浪潮,不仅导致每年近千部“印刷长篇小说”和上万部“数码长篇小说”问世,而且其单体篇幅也在不断扩容,有的网络小说,甚至被注水加长到1000-1200万字以上,成为一个没有灵魂和内胆的庞大容器。套用今天最流行的“秽语”,就是屌没了,屌丝却在疯长。这不仅刷新本土文献学的历史记录,也创出“数码文学”的世界记录,进而令平面出版商目瞪口呆,所有那种把数字小说转为纸面小说的商业企图,都已宣告破产。与此相关的另一种算术,指涉了文学书写的速度。这种高速性,早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特征。自从八十年代开始,主流作家和先锋作家,都以这种流畅的方式进入中篇写作,而后又将其延伸到长篇小说。某位德国汉文学研究者指出,德国作家写作一部长篇小说的时间通常为四年左右,而中国作家的写作周期平均只有四个月。中国长篇小说产量(仅指平面出版类),达到每年800-1000部的惊人数字,挑战全球小说的数字总和。这种“纯文学”作家的高速书写模式,为类型文学和垃圾制造,提供了另一种非凡的样板。我们曾经被告知,早在上个世纪,香港畅销书作家倪匡,就曾以每天5万字的速度写作,创造华语写作的最高纪录。但这项纪录已经被大陆写手所追赶和刷新。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少数成功的数码文学写手,娴熟地运用各种悬念(悬疑)、言情(情色)、科技(科幻)和历史知识的噱头,每天以三至五万字的速度生产类文学读物。有消息称,“互联网小说”的最快枪手,单日写作速度有时可达六万字,这意味着打字者完全没有时间停下来沉思,而是必须像一个优秀速记员一样,马不停蹄地记录头脑里涌现的字词。但常识告诉我们,思考和书写的质量,跟所耗费的时间大多呈正比例关系。在作家的叙事进程中,需要运用各种复杂的语文技巧,更需要时间去选择字词、推敲句子和营造篇章,即便是文学天才,也无法在瞬间里完成精致的书写。高速度的写作,如同1957年的“工业大跃进”,只能制造出量大质劣的低级产品。中国类文学读物,其数量规模足以冠盖全球,而令包括英语在内的所有外部语种黯然失色。但不用细读每一部“小说”,我们就能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文字垃圾。中国正在成为高速生产文字垃圾的超级工厂,并跟“madeinChina”一样,沦为劣质品的代名词。这些垃圾被大量和高速消费,随后就被彻底遗忘,成为无数转瞬即逝的泡沫中的一员。“纯小说”的数量和长度,营造了阅读的巨大障碍,以致它几乎没有读者问津,甚至连职业文学评论家都望洋兴叹。在这个充满变数和焦虑的时代,全中国似乎只有一位评论家,还在认真阅读那些长篇小说,并为其仔细地撰写长篇评论,那就是上海的程德培先生。但奇怪的是,由作家、评论家和文学官员共同把持的各种文学奖项,竟然对这样的先进事迹视若罔闻。然而,一项对手机阅读现状的局部调查表明,“类型文学”而“非纯文学”,才是中国普罗大众的重要精神快餐。其中言情小说的手机读者为293万,穿越幻想小说访问用户为33
  6万,玄幻奇幻小说的读者则为68万,现代都市小说为56万。读者主要来自珠三角地区的打工仔、以及遍及全国的销售员和17岁以下的中学生。有的打工仔每天用手机进行在线阅读的时间,多达8个小时以上,这意味着,除了上下班和睡眠,每天的剩余时间,全部被用来进行手机阅读。上述数据,来自中国某家权威的电信公司,它足以表达大陆手机用户的趣味,更显著地表达了“文学”的现实出路,那就是用低俗而充满快感的文字,来满足低文化层次大众的精神饥渴。不仅如此,只有“类型文学”读者能超越数字的限度,而将阅读的长征进行到底。这种高产“文学”的大肆泛滥,诱发出人们对文学繁荣的天真幻想,但它终究会制造更深的幻灭感。因为世人所面对的,并非只是真的文学,更是打着文学招牌的“类文学读物”,后者的基本功能,就是在文学牛奶短缺的情况下,以低度或零度营养的“代乳品”方式,侵入人的灵魂,为其填补精神空白。但此举无疑是饮鸩止渴,它只能引发更严重的精神饥饿。另一项私下调查还意外地揭示,在第一线进行文化产品筛选的电讯机构,其人员的流动性,远远超出了平均值。绝大多数青年编辑的供职长度,通常不会超过2年,其主要原因在于,青年编辑无法承受处理劣质精神产品的“审美疲劳”和道德压力。换岗(逃离)是他们的唯一出路。但这种状况丝毫不能改变文化资本的本性。还会有大量渴望就职的学生,前赴后继地踏入文化工厂,成为捡拾和推销文化毒食的最新成员。另一方面,在“文化产业”的盛宴背后,是200万名签约写手的庞大队列。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几乎跟中国职业军人的总数相当,而其中真正具备类型文学写作能力的,则寥寥无几;真正能赚到号称“年收入150万”的,更是屈指可数。但正是这种大肆张扬的暴富神话,鼓舞着年轻写手前赴后继,犹如飞蛾扑向温热的火焰。其中的绝大多数人,注定要成为这个“新兴文化产业”的牺牲品。即便是那些貌似成功的作者,仍然会面对高速写作引发的生存危机。许多网络作家一年能码出300万字以上的公共作品,以赚取有限的稿酬,却要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笔名“青鋆”的网络女作家包青春,一年多里写出6部小说,字数300多万,网站阅读点击量达2188多万,却在25岁的青春时段,因凶险的癌症而溘然谢世。她的个案被报道之后,网络作家透支生命、过劳写作的生存状态,已成为世人关切的话题,但他们似乎只能按这种方式赚钱,用以穿越毫无保障的未来。与小说和类小说的情形完全相同,继八十年代的黄金时代之后,诗歌的彩虹,似乎再度飞上了尘霾密布的天空。老诗人弃诗从商,其中一些人变身为成功的富人,而在钱囊饱满之后,他们往往调转头来大啖“回头草”,不仅自己重操写诗旧业,而且还热衷于投资诗歌,为诗人聚会和研讨提供大宗资金。中国诗坛有着奇怪的自我游戏规则。这种“前诗人效应”,制造出罕见的文学奇观:各种捐资神话在坊间流传。诗人们在各地结群行走,总有人为机票、住宿和吃喝买单。各种诗社、诗会、研讨会、诗刊和诗集(卖书号或自行印刷的)风起云涌。这种大数额资金向诗歌界的单向注入,重燃了诗坛回温的激情。诗人们在在夜宴中弹冠相庆,以为“诗歌的春天”已经降临。但跟小说一样,算术的阴影也已经笼罩诗歌。它推动了一场聒噪书写的运动,并导致诗句和诗篇的大量冗余,酝酿着文学另一场灾难。各种民间诗集(公开出版或自印)如雨后春笋,堆满了这个完全不需要诗歌和美的国度。而那些堆积如山的“无良”印品,吞没了少数诗歌“良品”的孤独文本。不仅如此,受到海子等人的鼓舞,诗人开始书写抒情长诗或史诗,以为只有具备这种强悍的算术属性,才是伟大诗人的标志。长诗于是被大量炮制出来,其中有的长诗,号称一百万行,但这还不是诗歌算术的终点。还有人宣称正在写作150万行的超级长诗,若以每行平均15个字计算,则长诗的总字数,可以达到2250万,远远逾越了小说山脉的巅峰,直追藏族史诗《格萨尔王》,后者拥有100多万行,2000多万字,已被视为超越《摩诃婆罗多》的世界最长史诗。但所有这些神话史诗,均为漫长年代里的集体创作,历经大量杰出民间诗人和歌手的反复打磨,由此散发出恒久的神性光芒。在一个毫无信仰的时代,任何快速制造的“史诗”,都露出了可疑的行藏。它们中的大部分,充其量是一些失败的案例,它们不能对衰弱的文学实施救赎,反而验证了这个时代的精神荒芜。汉诗的算术竞赛,正在描述诗歌繁荣的假象,并遮蔽了短诗写作的进步。尽管优秀诗人屈指可数,但诗歌复苏的财经语境,似乎已经初步具备,这是诗歌前景被看好的一个重要理由。诗歌是文学复苏的逻辑前提。没
  文学:语文与算术的世纪之战朱大可文学正在从传统语文的旧居逃离,向算术的领地飞跃。这是近年来中国文学的一个重大变化。文学原先是属于语文行业的,也即属于语词、篇章、修辞、语法和风格的空间。数千年以来,文学一直试图借助简洁的叙事,描述自我或世界的真相。文学试图守望自己的语文家园,那就是人本主义关怀、创造性技巧以及语言的力量。但在21世纪初叶,文学开始向它的世仇——算术献媚,甚至拿算术的尺度当作自己的尺度,用数量、数字及其算法(简单的线性加法)来衡量文学的核心价值,在大多数情形中,文学采纳的算术,仅限于四则运算中的加法,这算法要求作者在一个短小的单位时间里,尽可能制造最多的字词,并将其无穷相加,以求取“和”值的最大化,借此满足声誉的“结合律”或市场的“交换律”。这是一种古怪的物种变异,它意味着文学正在背弃自己的本性。文学算术化的潮流,起源于冷战和集权主义时代。它是20世纪文学的最后挣扎。目前世上最长的小说,也许当推索尔仁尼琴的《红轮》。它的长度据说接近一千万字,俨然是俄罗斯史诗叙事传统的宏大尾声,它要凭藉一种非凡的个人记忆,去抵消集权主义对历史真相的遮蔽。而本土的鸿篇巨制,则以张炜的《你在高原》为上限,该书以450万字的篇幅,击碎中国书面文学的历史记录。这是一种充满“愚公精神”的字词工程,漫长无尽的语句相加,不仅需要强悍的脑力,更须有强大的体能。正是这种超能英雄式的写作,令其散发出算术课加体育课的浓烈气息。主流文学自身的字词算法,为类型文学提供了笨拙的样本。这场被市场煽动起来的大跃进浪潮,不仅导致每年近千部“印刷长篇小说”和上万部“数码长篇小说”问世,而且其单体篇幅也在不断扩容,有的网络小说,甚至被注水加长到1000-1200万字以上,成为一个没有灵魂和内胆的庞大容器。套用今天最流行的“秽语”,就是屌没了,屌丝却在疯长。这不仅刷新本土文献学的历史记录,也创出“数码文学”的世界记录,进而令平面出版商目瞪口呆,所有那种把数字小说转为纸面小说的商业企图,都已宣告破产。与此相关的另一种算术,指涉了文学书写的速度。这种高速性,早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特征。自从八十年代开始,主流作家和先锋作家,都以这种流畅的方式进入中篇写作,而后又将其延伸到长篇小说。某位德国汉文学研究者指出,德国作家写作一部长篇小说的时间通常为四年左右,而中国作家的写作周期平均只有四个月。中国长篇小说产量(仅指平面出版类),达到每年800-1000部的惊人数字,挑战全球小说的数字总和。这种“纯文学”作家的高速书写模式,为类型文学和垃圾制造,提供了另一种非凡的样板。我们曾经被告知,早在上个世纪,香港畅销书作家倪匡,就曾以每天5万字的速度写作,创造华语写作的最高纪录。但这项纪录已经被大陆写手所追赶和刷新。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少数成功的数码文学写手,娴熟地运用各种悬念(悬疑)、言情(情色)、科技(科幻)和历史知识的噱头,每天以三至五万字的速度生产类文学读物。有消息称,“互联网小说”的最快枪手,单日写作速度有时可达六万字,这意味着打字者完全没有时间停下来沉思,而是必须像一个优秀速记员一样,马不停蹄地记录头脑里涌现的字词。但常识告诉我们,思考和书写的质量,跟所耗费的时间大多呈正比例关系。在作家的叙事进程中,需要运用各种复杂的语文技巧,更需要时间去选择字词、推敲句子和营造篇章,即便是文学天才,也无法在瞬间里完成精致的书写。高速度的写作,如同1957年的“工业大跃进”,只能制造出量大质劣的低级产品。中国类文学读物,其数量规模足以冠盖全球,而令包括英语在内的所有外部语种黯然失色。但不用细读每一部“小说”,我们就能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文字垃圾。中国正在成为高速生产文字垃圾的超级工厂,并跟“madeinChina”一样,沦为劣质品的代名词。这些垃圾被大量和高速消费,随后就被彻底遗忘,成为无数转瞬即逝的泡沫中的一员。“纯小说”的数量和长度,营造了阅读的巨大障碍,以致它几乎没有读者问津,甚至连职业文学评论家都望洋兴叹。在这个充满变数和焦虑的时代,全中国似乎只有一位评论家,还在认真阅读那些长篇小说,并为其仔细地撰写长篇评论,那就是上海的程德培先生。但奇怪的是,由作家、评论家和文学官员共同把持的各种文学奖项,竟然对这样的先进事迹视若罔闻。然而,一项对手机阅读现状的局部调查表明,“类型文学”而“非纯文学”,才是中国普罗大众的重要精神快餐。其中言情小说的手机读者为293万,穿越幻想小说访问用户为33主流文学自身的字词算法,为类型文学提供了笨拙的样本。这场被市场煽动起来的大跃进浪潮,不仅导致每年近千部“印刷长篇小说”和上万部“数码长篇小说”问世,而且其单体篇幅也在不断扩容,有的网络小说,甚至被注水加长到1000-1200万字以上,成为一个没有灵魂和内胆的庞大容器。套用今天最流行的“秽语”,就是屌没了,屌丝却在疯长。这不仅刷新本土文献学的历史记录,也创出“数码文学”的世界记录,进而令平面出版商目瞪口呆,所有那种把数字小说转为纸面小说的商业企图,都已宣告破产。
  有诗歌的先锋话语原创,以及诗歌对于互联网劣质话语的坚定抵抗,汉语文学的复苏将毫无希望。然而,大堆诗歌垃圾,尤其是以“口语美学”为招牌的口水诗,严重混淆“口语”和“口水”、“诗歌”和“生活用语”的差异,把诗歌变成毫无价值的唾沫。它们不断击打着诗歌的脸面,令其在公众面前出丑。但诗人却在生气地怪罪读者“愚蠢”。令人奇怪的是,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趣味?为何它要借助鄙陋的词句,蓄意毁损诗歌的尊严,并立志成为读者的宿敌?人数、作品数、字数和营销数,成为评估“纯文学”和“类文学读物”的四种算术指标,犹如文学的“四项基本原则”。它们不断增长,向极限的峰值爬升,大肆牟取名声和市场的数字红利,主流作家不惜代价,卷入这场数字游戏之中,衰弱的文学企图以数字说话,但它除了给地方媒体提供短暂的炒作题材外,不能给文学自身带来任何增长点。在这场语文跟算术的博弈中,“纯文学”距离自身的家园日益遥远,并注定要成为一个失败的物种。在中国文化衰败的总体背景下,文学无法出现飞越菜市场的奇迹。语文和算术的战争,成为当下中国文学的戏剧性事件。数字的急速增值,显示文学自我救赎的努力,却因撼动其语文根基,而变得笨拙可笑起来。语文终究是文学写作的内核,不能用算数和体育去做简单置换。就连小学老师都懂得,批阅作文的标准,不是它的数量和长度,而是它的品质。文学需要回到常识的底线,从那里重新获取起跑和跳跃的契机。注:喜闻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参选作品为252部长篇小说,特发此文以示热烈祝贺。本文图片皆为大跃进时期的宣传画上传与管理:杰夫——《华夏上古神系》为朱大可先生耗费20多年的研究成果。全书以跨文化的全球视野,运用多种学科工具,独辟蹊径地探研中国上古文化和神话的起源,发现并证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话均起源于非洲,这是继美国学者发现全球智人源于非洲、新西兰学者发现全球语言源于非洲之后,第三个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贡献,有助于修正人类文化起源的传统观点,向西方主流人文阐述体系注入“中国元素”。这些观点颠覆晚清以来的学界定见,为认识华夏文化的开放性特征、传承本土历史传统、推动中国文化的未来复兴,提供了富有卓见的启示,可视为1949年以来中国学术的重大收获。  欢迎各位网友订阅《文化先锋》,搜索微信公众号iwenhuaxianfeng,或扫描如下二维码即可。
  与此相关的另一种算术,指涉了文学书写的速度。这种高速性,早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特征。有诗歌的先锋话语原创,以及诗歌对于互联网劣质话语的坚定抵抗,汉语文学的复苏将毫无希望。然而,大堆诗歌垃圾,尤其是以“口语美学”为招牌的口水诗,严重混淆“口语”和“口水”、“诗歌”和“生活用语”的差异,把诗歌变成毫无价值的唾沫。它们不断击打着诗歌的脸面,令其在公众面前出丑。但诗人却在生气地怪罪读者“愚蠢”。令人奇怪的是,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趣味?为何它要借助鄙陋的词句,蓄意毁损诗歌的尊严,并立志成为读者的宿敌?人数、作品数、字数和营销数,成为评估“纯文学”和“类文学读物”的四种算术指标,犹如文学的“四项基本原则”。它们不断增长,向极限的峰值爬升,大肆牟取名声和市场的数字红利,主流作家不惜代价,卷入这场数字游戏之中,衰弱的文学企图以数字说话,但它除了给地方媒体提供短暂的炒作题材外,不能给文学自身带来任何增长点。在这场语文跟算术的博弈中,“纯文学”距离自身的家园日益遥远,并注定要成为一个失败的物种。在中国文化衰败的总体背景下,文学无法出现飞越菜市场的奇迹。语文和算术的战争,成为当下中国文学的戏剧性事件。数字的急速增值,显示文学自我救赎的努力,却因撼动其语文根基,而变得笨拙可笑起来。语文终究是文学写作的内核,不能用算数和体育去做简单置换。就连小学老师都懂得,批阅作文的标准,不是它的数量和长度,而是它的品质。文学需要回到常识的底线,从那里重新获取起跑和跳跃的契机。注:喜闻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参选作品为252部长篇小说,特发此文以示热烈祝贺。本文图片皆为大跃进时期的宣传画上传与管理:杰夫——《华夏上古神系》为朱大可先生耗费20多年的研究成果。全书以跨文化的全球视野,运用多种学科工具,独辟蹊径地探研中国上古文化和神话的起源,发现并证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话均起源于非洲,这是继美国学者发现全球智人源于非洲、新西兰学者发现全球语言源于非洲之后,第三个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贡献,有助于修正人类文化起源的传统观点,向西方主流人文阐述体系注入“中国元素”。这些观点颠覆晚清以来的学界定见,为认识华夏文化的开放性特征、传承本土历史传统、推动中国文化的未来复兴,提供了富有卓见的启示,可视为1949年以来中国学术的重大收获。  欢迎各位网友订阅《文化先锋》,搜索微信公众号iwenhuaxianfeng,或扫描如下二维码即可。  自从八十年代开始,主流作家和先锋作家,都以这种流畅的方式进入中篇写作,而后又将其延伸到长篇小说。某位德国汉文学研究者指出,德国作家写作一部长篇小说的时间通常为四年左右,而中国作家的写作周期平均只有四个月。中国长篇小说产量(仅指平面出版类),达到每年800-1000部的惊人数字,挑战全球小说的数字总和。这种“纯文学”作家的高速书写模式,为类型文学和垃圾制造,提供了另一种非凡的样板。
  文学:语文与算术的世纪之战朱大可文学正在从传统语文的旧居逃离,向算术的领地飞跃。这是近年来中国文学的一个重大变化。文学原先是属于语文行业的,也即属于语词、篇章、修辞、语法和风格的空间。数千年以来,文学一直试图借助简洁的叙事,描述自我或世界的真相。文学试图守望自己的语文家园,那就是人本主义关怀、创造性技巧以及语言的力量。但在21世纪初叶,文学开始向它的世仇——算术献媚,甚至拿算术的尺度当作自己的尺度,用数量、数字及其算法(简单的线性加法)来衡量文学的核心价值,在大多数情形中,文学采纳的算术,仅限于四则运算中的加法,这算法要求作者在一个短小的单位时间里,尽可能制造最多的字词,并将其无穷相加,以求取“和”值的最大化,借此满足声誉的“结合律”或市场的“交换律”。这是一种古怪的物种变异,它意味着文学正在背弃自己的本性。文学算术化的潮流,起源于冷战和集权主义时代。它是20世纪文学的最后挣扎。目前世上最长的小说,也许当推索尔仁尼琴的《红轮》。它的长度据说接近一千万字,俨然是俄罗斯史诗叙事传统的宏大尾声,它要凭藉一种非凡的个人记忆,去抵消集权主义对历史真相的遮蔽。而本土的鸿篇巨制,则以张炜的《你在高原》为上限,该书以450万字的篇幅,击碎中国书面文学的历史记录。这是一种充满“愚公精神”的字词工程,漫长无尽的语句相加,不仅需要强悍的脑力,更须有强大的体能。正是这种超能英雄式的写作,令其散发出算术课加体育课的浓烈气息。主流文学自身的字词算法,为类型文学提供了笨拙的样本。这场被市场煽动起来的大跃进浪潮,不仅导致每年近千部“印刷长篇小说”和上万部“数码长篇小说”问世,而且其单体篇幅也在不断扩容,有的网络小说,甚至被注水加长到1000-1200万字以上,成为一个没有灵魂和内胆的庞大容器。套用今天最流行的“秽语”,就是屌没了,屌丝却在疯长。这不仅刷新本土文献学的历史记录,也创出“数码文学”的世界记录,进而令平面出版商目瞪口呆,所有那种把数字小说转为纸面小说的商业企图,都已宣告破产。与此相关的另一种算术,指涉了文学书写的速度。这种高速性,早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特征。自从八十年代开始,主流作家和先锋作家,都以这种流畅的方式进入中篇写作,而后又将其延伸到长篇小说。某位德国汉文学研究者指出,德国作家写作一部长篇小说的时间通常为四年左右,而中国作家的写作周期平均只有四个月。中国长篇小说产量(仅指平面出版类),达到每年800-1000部的惊人数字,挑战全球小说的数字总和。这种“纯文学”作家的高速书写模式,为类型文学和垃圾制造,提供了另一种非凡的样板。我们曾经被告知,早在上个世纪,香港畅销书作家倪匡,就曾以每天5万字的速度写作,创造华语写作的最高纪录。但这项纪录已经被大陆写手所追赶和刷新。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少数成功的数码文学写手,娴熟地运用各种悬念(悬疑)、言情(情色)、科技(科幻)和历史知识的噱头,每天以三至五万字的速度生产类文学读物。有消息称,“互联网小说”的最快枪手,单日写作速度有时可达六万字,这意味着打字者完全没有时间停下来沉思,而是必须像一个优秀速记员一样,马不停蹄地记录头脑里涌现的字词。但常识告诉我们,思考和书写的质量,跟所耗费的时间大多呈正比例关系。在作家的叙事进程中,需要运用各种复杂的语文技巧,更需要时间去选择字词、推敲句子和营造篇章,即便是文学天才,也无法在瞬间里完成精致的书写。高速度的写作,如同1957年的“工业大跃进”,只能制造出量大质劣的低级产品。中国类文学读物,其数量规模足以冠盖全球,而令包括英语在内的所有外部语种黯然失色。但不用细读每一部“小说”,我们就能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文字垃圾。中国正在成为高速生产文字垃圾的超级工厂,并跟“madeinChina”一样,沦为劣质品的代名词。这些垃圾被大量和高速消费,随后就被彻底遗忘,成为无数转瞬即逝的泡沫中的一员。“纯小说”的数量和长度,营造了阅读的巨大障碍,以致它几乎没有读者问津,甚至连职业文学评论家都望洋兴叹。在这个充满变数和焦虑的时代,全中国似乎只有一位评论家,还在认真阅读那些长篇小说,并为其仔细地撰写长篇评论,那就是上海的程德培先生。但奇怪的是,由作家、评论家和文学官员共同把持的各种文学奖项,竟然对这样的先进事迹视若罔闻。然而,一项对手机阅读现状的局部调查表明,“类型文学”而“非纯文学”,才是中国普罗大众的重要精神快餐。其中言情小说的手机读者为293万,穿越幻想小说访问用户为33
  有诗歌的先锋话语原创,以及诗歌对于互联网劣质话语的坚定抵抗,汉语文学的复苏将毫无希望。然而,大堆诗歌垃圾,尤其是以“口语美学”为招牌的口水诗,严重混淆“口语”和“口水”、“诗歌”和“生活用语”的差异,把诗歌变成毫无价值的唾沫。它们不断击打着诗歌的脸面,令其在公众面前出丑。但诗人却在生气地怪罪读者“愚蠢”。令人奇怪的是,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趣味?为何它要借助鄙陋的词句,蓄意毁损诗歌的尊严,并立志成为读者的宿敌?人数、作品数、字数和营销数,成为评估“纯文学”和“类文学读物”的四种算术指标,犹如文学的“四项基本原则”。它们不断增长,向极限的峰值爬升,大肆牟取名声和市场的数字红利,主流作家不惜代价,卷入这场数字游戏之中,衰弱的文学企图以数字说话,但它除了给地方媒体提供短暂的炒作题材外,不能给文学自身带来任何增长点。在这场语文跟算术的博弈中,“纯文学”距离自身的家园日益遥远,并注定要成为一个失败的物种。在中国文化衰败的总体背景下,文学无法出现飞越菜市场的奇迹。语文和算术的战争,成为当下中国文学的戏剧性事件。数字的急速增值,显示文学自我救赎的努力,却因撼动其语文根基,而变得笨拙可笑起来。语文终究是文学写作的内核,不能用算数和体育去做简单置换。就连小学老师都懂得,批阅作文的标准,不是它的数量和长度,而是它的品质。文学需要回到常识的底线,从那里重新获取起跑和跳跃的契机。注:喜闻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参选作品为252部长篇小说,特发此文以示热烈祝贺。本文图片皆为大跃进时期的宣传画上传与管理:杰夫——《华夏上古神系》为朱大可先生耗费20多年的研究成果。全书以跨文化的全球视野,运用多种学科工具,独辟蹊径地探研中国上古文化和神话的起源,发现并证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话均起源于非洲,这是继美国学者发现全球智人源于非洲、新西兰学者发现全球语言源于非洲之后,第三个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贡献,有助于修正人类文化起源的传统观点,向西方主流人文阐述体系注入“中国元素”。这些观点颠覆晚清以来的学界定见,为认识华夏文化的开放性特征、传承本土历史传统、推动中国文化的未来复兴,提供了富有卓见的启示,可视为1949年以来中国学术的重大收获。  欢迎各位网友订阅《文化先锋》,搜索微信公众号iwenhuaxianfeng,或扫描如下二维码即可。  我们曾经被告知,早在上个世纪,香港畅销书作家倪匡,就曾以每天5万字的速度写作,创造华语写作的最高纪录。但这项纪录已经被大陆写手所追赶和刷新。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少数成功的数码文学写手,娴熟地运用各种悬念(悬疑)、言情(情色)、科技(科幻)和历史知识的噱头,每天以三至五万字的速度生产类文学读物。有消息称,“互联网小说”的最快枪手,单日写作速度有时可达六万字,这意味着打字者完全没有时间停下来沉思,而是必须像一个优秀速记员一样,马不停蹄地记录头脑里涌现的字词。但常识告诉我们,思考和书写的质量,跟所耗费的时间大多呈正比例关系。在作家的叙事进程中,需要运用各种复杂的语文技巧,更需要时间去选择字词、推敲句子和营造篇章,即便是文学天才,也无法在瞬间里完成精致的书写。
  文学:语文与算术的世纪之战朱大可文学正在从传统语文的旧居逃离,向算术的领地飞跃。这是近年来中国文学的一个重大变化。文学原先是属于语文行业的,也即属于语词、篇章、修辞、语法和风格的空间。数千年以来,文学一直试图借助简洁的叙事,描述自我或世界的真相。文学试图守望自己的语文家园,那就是人本主义关怀、创造性技巧以及语言的力量。但在21世纪初叶,文学开始向它的世仇——算术献媚,甚至拿算术的尺度当作自己的尺度,用数量、数字及其算法(简单的线性加法)来衡量文学的核心价值,在大多数情形中,文学采纳的算术,仅限于四则运算中的加法,这算法要求作者在一个短小的单位时间里,尽可能制造最多的字词,并将其无穷相加,以求取“和”值的最大化,借此满足声誉的“结合律”或市场的“交换律”。这是一种古怪的物种变异,它意味着文学正在背弃自己的本性。文学算术化的潮流,起源于冷战和集权主义时代。它是20世纪文学的最后挣扎。目前世上最长的小说,也许当推索尔仁尼琴的《红轮》。它的长度据说接近一千万字,俨然是俄罗斯史诗叙事传统的宏大尾声,它要凭藉一种非凡的个人记忆,去抵消集权主义对历史真相的遮蔽。而本土的鸿篇巨制,则以张炜的《你在高原》为上限,该书以450万字的篇幅,击碎中国书面文学的历史记录。这是一种充满“愚公精神”的字词工程,漫长无尽的语句相加,不仅需要强悍的脑力,更须有强大的体能。正是这种超能英雄式的写作,令其散发出算术课加体育课的浓烈气息。主流文学自身的字词算法,为类型文学提供了笨拙的样本。这场被市场煽动起来的大跃进浪潮,不仅导致每年近千部“印刷长篇小说”和上万部“数码长篇小说”问世,而且其单体篇幅也在不断扩容,有的网络小说,甚至被注水加长到1000-1200万字以上,成为一个没有灵魂和内胆的庞大容器。套用今天最流行的“秽语”,就是屌没了,屌丝却在疯长。这不仅刷新本土文献学的历史记录,也创出“数码文学”的世界记录,进而令平面出版商目瞪口呆,所有那种把数字小说转为纸面小说的商业企图,都已宣告破产。与此相关的另一种算术,指涉了文学书写的速度。这种高速性,早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特征。自从八十年代开始,主流作家和先锋作家,都以这种流畅的方式进入中篇写作,而后又将其延伸到长篇小说。某位德国汉文学研究者指出,德国作家写作一部长篇小说的时间通常为四年左右,而中国作家的写作周期平均只有四个月。中国长篇小说产量(仅指平面出版类),达到每年800-1000部的惊人数字,挑战全球小说的数字总和。这种“纯文学”作家的高速书写模式,为类型文学和垃圾制造,提供了另一种非凡的样板。我们曾经被告知,早在上个世纪,香港畅销书作家倪匡,就曾以每天5万字的速度写作,创造华语写作的最高纪录。但这项纪录已经被大陆写手所追赶和刷新。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少数成功的数码文学写手,娴熟地运用各种悬念(悬疑)、言情(情色)、科技(科幻)和历史知识的噱头,每天以三至五万字的速度生产类文学读物。有消息称,“互联网小说”的最快枪手,单日写作速度有时可达六万字,这意味着打字者完全没有时间停下来沉思,而是必须像一个优秀速记员一样,马不停蹄地记录头脑里涌现的字词。但常识告诉我们,思考和书写的质量,跟所耗费的时间大多呈正比例关系。在作家的叙事进程中,需要运用各种复杂的语文技巧,更需要时间去选择字词、推敲句子和营造篇章,即便是文学天才,也无法在瞬间里完成精致的书写。高速度的写作,如同1957年的“工业大跃进”,只能制造出量大质劣的低级产品。中国类文学读物,其数量规模足以冠盖全球,而令包括英语在内的所有外部语种黯然失色。但不用细读每一部“小说”,我们就能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文字垃圾。中国正在成为高速生产文字垃圾的超级工厂,并跟“madeinChina”一样,沦为劣质品的代名词。这些垃圾被大量和高速消费,随后就被彻底遗忘,成为无数转瞬即逝的泡沫中的一员。“纯小说”的数量和长度,营造了阅读的巨大障碍,以致它几乎没有读者问津,甚至连职业文学评论家都望洋兴叹。在这个充满变数和焦虑的时代,全中国似乎只有一位评论家,还在认真阅读那些长篇小说,并为其仔细地撰写长篇评论,那就是上海的程德培先生。但奇怪的是,由作家、评论家和文学官员共同把持的各种文学奖项,竟然对这样的先进事迹视若罔闻。然而,一项对手机阅读现状的局部调查表明,“类型文学”而“非纯文学”,才是中国普罗大众的重要精神快餐。其中言情小说的手机读者为293万,穿越幻想小说访问用户为33
  高速度的写作,如同1957年的“工业大跃进”,只能制造出量大质劣的低级产品。中国类文学读物,其数量规模足以冠盖全球,而令包括英语在内的所有外部语种黯然失色。但不用细读每一部“小说”,我们就能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文字垃圾。中国正在成为高速生产文字垃圾的超级工厂,并跟“madeinChina”一样,沦为劣质品的代名词。这些垃圾被大量和高速消费,随后就被彻底遗忘,成为无数转瞬即逝的泡沫中的一员。
  文学:语文与算术的世纪之战朱大可文学正在从传统语文的旧居逃离,向算术的领地飞跃。这是近年来中国文学的一个重大变化。文学原先是属于语文行业的,也即属于语词、篇章、修辞、语法和风格的空间。数千年以来,文学一直试图借助简洁的叙事,描述自我或世界的真相。文学试图守望自己的语文家园,那就是人本主义关怀、创造性技巧以及语言的力量。但在21世纪初叶,文学开始向它的世仇——算术献媚,甚至拿算术的尺度当作自己的尺度,用数量、数字及其算法(简单的线性加法)来衡量文学的核心价值,在大多数情形中,文学采纳的算术,仅限于四则运算中的加法,这算法要求作者在一个短小的单位时间里,尽可能制造最多的字词,并将其无穷相加,以求取“和”值的最大化,借此满足声誉的“结合律”或市场的“交换律”。这是一种古怪的物种变异,它意味着文学正在背弃自己的本性。文学算术化的潮流,起源于冷战和集权主义时代。它是20世纪文学的最后挣扎。目前世上最长的小说,也许当推索尔仁尼琴的《红轮》。它的长度据说接近一千万字,俨然是俄罗斯史诗叙事传统的宏大尾声,它要凭藉一种非凡的个人记忆,去抵消集权主义对历史真相的遮蔽。而本土的鸿篇巨制,则以张炜的《你在高原》为上限,该书以450万字的篇幅,击碎中国书面文学的历史记录。这是一种充满“愚公精神”的字词工程,漫长无尽的语句相加,不仅需要强悍的脑力,更须有强大的体能。正是这种超能英雄式的写作,令其散发出算术课加体育课的浓烈气息。主流文学自身的字词算法,为类型文学提供了笨拙的样本。这场被市场煽动起来的大跃进浪潮,不仅导致每年近千部“印刷长篇小说”和上万部“数码长篇小说”问世,而且其单体篇幅也在不断扩容,有的网络小说,甚至被注水加长到1000-1200万字以上,成为一个没有灵魂和内胆的庞大容器。套用今天最流行的“秽语”,就是屌没了,屌丝却在疯长。这不仅刷新本土文献学的历史记录,也创出“数码文学”的世界记录,进而令平面出版商目瞪口呆,所有那种把数字小说转为纸面小说的商业企图,都已宣告破产。与此相关的另一种算术,指涉了文学书写的速度。这种高速性,早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特征。自从八十年代开始,主流作家和先锋作家,都以这种流畅的方式进入中篇写作,而后又将其延伸到长篇小说。某位德国汉文学研究者指出,德国作家写作一部长篇小说的时间通常为四年左右,而中国作家的写作周期平均只有四个月。中国长篇小说产量(仅指平面出版类),达到每年800-1000部的惊人数字,挑战全球小说的数字总和。这种“纯文学”作家的高速书写模式,为类型文学和垃圾制造,提供了另一种非凡的样板。我们曾经被告知,早在上个世纪,香港畅销书作家倪匡,就曾以每天5万字的速度写作,创造华语写作的最高纪录。但这项纪录已经被大陆写手所追赶和刷新。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少数成功的数码文学写手,娴熟地运用各种悬念(悬疑)、言情(情色)、科技(科幻)和历史知识的噱头,每天以三至五万字的速度生产类文学读物。有消息称,“互联网小说”的最快枪手,单日写作速度有时可达六万字,这意味着打字者完全没有时间停下来沉思,而是必须像一个优秀速记员一样,马不停蹄地记录头脑里涌现的字词。但常识告诉我们,思考和书写的质量,跟所耗费的时间大多呈正比例关系。在作家的叙事进程中,需要运用各种复杂的语文技巧,更需要时间去选择字词、推敲句子和营造篇章,即便是文学天才,也无法在瞬间里完成精致的书写。高速度的写作,如同1957年的“工业大跃进”,只能制造出量大质劣的低级产品。中国类文学读物,其数量规模足以冠盖全球,而令包括英语在内的所有外部语种黯然失色。但不用细读每一部“小说”,我们就能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文字垃圾。中国正在成为高速生产文字垃圾的超级工厂,并跟“madeinChina”一样,沦为劣质品的代名词。这些垃圾被大量和高速消费,随后就被彻底遗忘,成为无数转瞬即逝的泡沫中的一员。“纯小说”的数量和长度,营造了阅读的巨大障碍,以致它几乎没有读者问津,甚至连职业文学评论家都望洋兴叹。在这个充满变数和焦虑的时代,全中国似乎只有一位评论家,还在认真阅读那些长篇小说,并为其仔细地撰写长篇评论,那就是上海的程德培先生。但奇怪的是,由作家、评论家和文学官员共同把持的各种文学奖项,竟然对这样的先进事迹视若罔闻。然而,一项对手机阅读现状的局部调查表明,“类型文学”而“非纯文学”,才是中国普罗大众的重要精神快餐。其中言情小说的手机读者为293万,穿越幻想小说访问用户为33
  “纯小说”的数量和长度,营造了阅读的巨大障碍,以致它几乎没有读者问津,甚至连职业文学评论家都望洋兴叹。在这个充满变数和焦虑的时代,全中国似乎只有一位评论家,还在认真阅读那些长篇小说,并为其仔细地撰写长篇评论,那就是上海的程德培先生。但奇怪的是,由作家、评论家和文学官员共同把持的各种文学奖项,竟然对这样的先进事迹视若罔闻。
  文学:语文与算术的世纪之战朱大可文学正在从传统语文的旧居逃离,向算术的领地飞跃。这是近年来中国文学的一个重大变化。文学原先是属于语文行业的,也即属于语词、篇章、修辞、语法和风格的空间。数千年以来,文学一直试图借助简洁的叙事,描述自我或世界的真相。文学试图守望自己的语文家园,那就是人本主义关怀、创造性技巧以及语言的力量。但在21世纪初叶,文学开始向它的世仇——算术献媚,甚至拿算术的尺度当作自己的尺度,用数量、数字及其算法(简单的线性加法)来衡量文学的核心价值,在大多数情形中,文学采纳的算术,仅限于四则运算中的加法,这算法要求作者在一个短小的单位时间里,尽可能制造最多的字词,并将其无穷相加,以求取“和”值的最大化,借此满足声誉的“结合律”或市场的“交换律”。这是一种古怪的物种变异,它意味着文学正在背弃自己的本性。文学算术化的潮流,起源于冷战和集权主义时代。它是20世纪文学的最后挣扎。目前世上最长的小说,也许当推索尔仁尼琴的《红轮》。它的长度据说接近一千万字,俨然是俄罗斯史诗叙事传统的宏大尾声,它要凭藉一种非凡的个人记忆,去抵消集权主义对历史真相的遮蔽。而本土的鸿篇巨制,则以张炜的《你在高原》为上限,该书以450万字的篇幅,击碎中国书面文学的历史记录。这是一种充满“愚公精神”的字词工程,漫长无尽的语句相加,不仅需要强悍的脑力,更须有强大的体能。正是这种超能英雄式的写作,令其散发出算术课加体育课的浓烈气息。主流文学自身的字词算法,为类型文学提供了笨拙的样本。这场被市场煽动起来的大跃进浪潮,不仅导致每年近千部“印刷长篇小说”和上万部“数码长篇小说”问世,而且其单体篇幅也在不断扩容,有的网络小说,甚至被注水加长到1000-1200万字以上,成为一个没有灵魂和内胆的庞大容器。套用今天最流行的“秽语”,就是屌没了,屌丝却在疯长。这不仅刷新本土文献学的历史记录,也创出“数码文学”的世界记录,进而令平面出版商目瞪口呆,所有那种把数字小说转为纸面小说的商业企图,都已宣告破产。与此相关的另一种算术,指涉了文学书写的速度。这种高速性,早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特征。自从八十年代开始,主流作家和先锋作家,都以这种流畅的方式进入中篇写作,而后又将其延伸到长篇小说。某位德国汉文学研究者指出,德国作家写作一部长篇小说的时间通常为四年左右,而中国作家的写作周期平均只有四个月。中国长篇小说产量(仅指平面出版类),达到每年800-1000部的惊人数字,挑战全球小说的数字总和。这种“纯文学”作家的高速书写模式,为类型文学和垃圾制造,提供了另一种非凡的样板。我们曾经被告知,早在上个世纪,香港畅销书作家倪匡,就曾以每天5万字的速度写作,创造华语写作的最高纪录。但这项纪录已经被大陆写手所追赶和刷新。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少数成功的数码文学写手,娴熟地运用各种悬念(悬疑)、言情(情色)、科技(科幻)和历史知识的噱头,每天以三至五万字的速度生产类文学读物。有消息称,“互联网小说”的最快枪手,单日写作速度有时可达六万字,这意味着打字者完全没有时间停下来沉思,而是必须像一个优秀速记员一样,马不停蹄地记录头脑里涌现的字词。但常识告诉我们,思考和书写的质量,跟所耗费的时间大多呈正比例关系。在作家的叙事进程中,需要运用各种复杂的语文技巧,更需要时间去选择字词、推敲句子和营造篇章,即便是文学天才,也无法在瞬间里完成精致的书写。高速度的写作,如同1957年的“工业大跃进”,只能制造出量大质劣的低级产品。中国类文学读物,其数量规模足以冠盖全球,而令包括英语在内的所有外部语种黯然失色。但不用细读每一部“小说”,我们就能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文字垃圾。中国正在成为高速生产文字垃圾的超级工厂,并跟“madeinChina”一样,沦为劣质品的代名词。这些垃圾被大量和高速消费,随后就被彻底遗忘,成为无数转瞬即逝的泡沫中的一员。“纯小说”的数量和长度,营造了阅读的巨大障碍,以致它几乎没有读者问津,甚至连职业文学评论家都望洋兴叹。在这个充满变数和焦虑的时代,全中国似乎只有一位评论家,还在认真阅读那些长篇小说,并为其仔细地撰写长篇评论,那就是上海的程德培先生。但奇怪的是,由作家、评论家和文学官员共同把持的各种文学奖项,竟然对这样的先进事迹视若罔闻。然而,一项对手机阅读现状的局部调查表明,“类型文学”而“非纯文学”,才是中国普罗大众的重要精神快餐。其中言情小说的手机读者为293万,穿越幻想小说访问用户为33
  有诗歌的先锋话语原创,以及诗歌对于互联网劣质话语的坚定抵抗,汉语文学的复苏将毫无希望。然而,大堆诗歌垃圾,尤其是以“口语美学”为招牌的口水诗,严重混淆“口语”和“口水”、“诗歌”和“生活用语”的差异,把诗歌变成毫无价值的唾沫。它们不断击打着诗歌的脸面,令其在公众面前出丑。但诗人却在生气地怪罪读者“愚蠢”。令人奇怪的是,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趣味?为何它要借助鄙陋的词句,蓄意毁损诗歌的尊严,并立志成为读者的宿敌?人数、作品数、字数和营销数,成为评估“纯文学”和“类文学读物”的四种算术指标,犹如文学的“四项基本原则”。它们不断增长,向极限的峰值爬升,大肆牟取名声和市场的数字红利,主流作家不惜代价,卷入这场数字游戏之中,衰弱的文学企图以数字说话,但它除了给地方媒体提供短暂的炒作题材外,不能给文学自身带来任何增长点。在这场语文跟算术的博弈中,“纯文学”距离自身的家园日益遥远,并注定要成为一个失败的物种。在中国文化衰败的总体背景下,文学无法出现飞越菜市场的奇迹。语文和算术的战争,成为当下中国文学的戏剧性事件。数字的急速增值,显示文学自我救赎的努力,却因撼动其语文根基,而变得笨拙可笑起来。语文终究是文学写作的内核,不能用算数和体育去做简单置换。就连小学老师都懂得,批阅作文的标准,不是它的数量和长度,而是它的品质。文学需要回到常识的底线,从那里重新获取起跑和跳跃的契机。注:喜闻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参选作品为252部长篇小说,特发此文以示热烈祝贺。本文图片皆为大跃进时期的宣传画上传与管理:杰夫——《华夏上古神系》为朱大可先生耗费20多年的研究成果。全书以跨文化的全球视野,运用多种学科工具,独辟蹊径地探研中国上古文化和神话的起源,发现并证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话均起源于非洲,这是继美国学者发现全球智人源于非洲、新西兰学者发现全球语言源于非洲之后,第三个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贡献,有助于修正人类文化起源的传统观点,向西方主流人文阐述体系注入“中国元素”。这些观点颠覆晚清以来的学界定见,为认识华夏文化的开放性特征、传承本土历史传统、推动中国文化的未来复兴,提供了富有卓见的启示,可视为1949年以来中国学术的重大收获。  欢迎各位网友订阅《文化先锋》,搜索微信公众号iwenhuaxianfeng,或扫描如下二维码即可。
  然而,一项对手机阅读现状的局部调查表明,“类型文学”而“非纯文学”,才是中国普罗大众的重要精神快餐。其中言情小说的手机读者为293万,穿越幻想小说访问用户为336万,玄幻奇幻小说的读者则为68万,现代都市小说为56万。读者主要来自珠三角地区的打工仔、以及遍及全国的销售员和17岁以下的中学生。有的打工仔每天用手机进行在线阅读的时间,多达8个小时以上,这意味着,除了上下班和睡眠,每天的剩余时间,全部被用来进行手机阅读。上述数据,来自中国某家权威的电信公司,它足以表达大陆手机用户的趣味,更显著地表达了“文学”的现实出路,那就是用低俗而充满快感的文字,来满足低文化层次大众的精神饥渴。不仅如此,只有“类型文学”读者能超越数字的限度,而将阅读的长征进行到底。
  文学:语文与算术的世纪之战朱大可文学正在从传统语文的旧居逃离,向算术的领地飞跃。这是近年来中国文学的一个重大变化。文学原先是属于语文行业的,也即属于语词、篇章、修辞、语法和风格的空间。数千年以来,文学一直试图借助简洁的叙事,描述自我或世界的真相。文学试图守望自己的语文家园,那就是人本主义关怀、创造性技巧以及语言的力量。但在21世纪初叶,文学开始向它的世仇——算术献媚,甚至拿算术的尺度当作自己的尺度,用数量、数字及其算法(简单的线性加法)来衡量文学的核心价值,在大多数情形中,文学采纳的算术,仅限于四则运算中的加法,这算法要求作者在一个短小的单位时间里,尽可能制造最多的字词,并将其无穷相加,以求取“和”值的最大化,借此满足声誉的“结合律”或市场的“交换律”。这是一种古怪的物种变异,它意味着文学正在背弃自己的本性。文学算术化的潮流,起源于冷战和集权主义时代。它是20世纪文学的最后挣扎。目前世上最长的小说,也许当推索尔仁尼琴的《红轮》。它的长度据说接近一千万字,俨然是俄罗斯史诗叙事传统的宏大尾声,它要凭藉一种非凡的个人记忆,去抵消集权主义对历史真相的遮蔽。而本土的鸿篇巨制,则以张炜的《你在高原》为上限,该书以450万字的篇幅,击碎中国书面文学的历史记录。这是一种充满“愚公精神”的字词工程,漫长无尽的语句相加,不仅需要强悍的脑力,更须有强大的体能。正是这种超能英雄式的写作,令其散发出算术课加体育课的浓烈气息。主流文学自身的字词算法,为类型文学提供了笨拙的样本。这场被市场煽动起来的大跃进浪潮,不仅导致每年近千部“印刷长篇小说”和上万部“数码长篇小说”问世,而且其单体篇幅也在不断扩容,有的网络小说,甚至被注水加长到1000-1200万字以上,成为一个没有灵魂和内胆的庞大容器。套用今天最流行的“秽语”,就是屌没了,屌丝却在疯长。这不仅刷新本土文献学的历史记录,也创出“数码文学”的世界记录,进而令平面出版商目瞪口呆,所有那种把数字小说转为纸面小说的商业企图,都已宣告破产。与此相关的另一种算术,指涉了文学书写的速度。这种高速性,早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特征。自从八十年代开始,主流作家和先锋作家,都以这种流畅的方式进入中篇写作,而后又将其延伸到长篇小说。某位德国汉文学研究者指出,德国作家写作一部长篇小说的时间通常为四年左右,而中国作家的写作周期平均只有四个月。中国长篇小说产量(仅指平面出版类),达到每年800-1000部的惊人数字,挑战全球小说的数字总和。这种“纯文学”作家的高速书写模式,为类型文学和垃圾制造,提供了另一种非凡的样板。我们曾经被告知,早在上个世纪,香港畅销书作家倪匡,就曾以每天5万字的速度写作,创造华语写作的最高纪录。但这项纪录已经被大陆写手所追赶和刷新。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少数成功的数码文学写手,娴熟地运用各种悬念(悬疑)、言情(情色)、科技(科幻)和历史知识的噱头,每天以三至五万字的速度生产类文学读物。有消息称,“互联网小说”的最快枪手,单日写作速度有时可达六万字,这意味着打字者完全没有时间停下来沉思,而是必须像一个优秀速记员一样,马不停蹄地记录头脑里涌现的字词。但常识告诉我们,思考和书写的质量,跟所耗费的时间大多呈正比例关系。在作家的叙事进程中,需要运用各种复杂的语文技巧,更需要时间去选择字词、推敲句子和营造篇章,即便是文学天才,也无法在瞬间里完成精致的书写。高速度的写作,如同1957年的“工业大跃进”,只能制造出量大质劣的低级产品。中国类文学读物,其数量规模足以冠盖全球,而令包括英语在内的所有外部语种黯然失色。但不用细读每一部“小说”,我们就能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文字垃圾。中国正在成为高速生产文字垃圾的超级工厂,并跟“madeinChina”一样,沦为劣质品的代名词。这些垃圾被大量和高速消费,随后就被彻底遗忘,成为无数转瞬即逝的泡沫中的一员。“纯小说”的数量和长度,营造了阅读的巨大障碍,以致它几乎没有读者问津,甚至连职业文学评论家都望洋兴叹。在这个充满变数和焦虑的时代,全中国似乎只有一位评论家,还在认真阅读那些长篇小说,并为其仔细地撰写长篇评论,那就是上海的程德培先生。但奇怪的是,由作家、评论家和文学官员共同把持的各种文学奖项,竟然对这样的先进事迹视若罔闻。然而,一项对手机阅读现状的局部调查表明,“类型文学”而“非纯文学”,才是中国普罗大众的重要精神快餐。其中言情小说的手机读者为293万,穿越幻想小说访问用户为33
  文学:语文与算术的世纪之战朱大可文学正在从传统语文的旧居逃离,向算术的领地飞跃。这是近年来中国文学的一个重大变化。文学原先是属于语文行业的,也即属于语词、篇章、修辞、语法和风格的空间。数千年以来,文学一直试图借助简洁的叙事,描述自我或世界的真相。文学试图守望自己的语文家园,那就是人本主义关怀、创造性技巧以及语言的力量。但在21世纪初叶,文学开始向它的世仇——算术献媚,甚至拿算术的尺度当作自己的尺度,用数量、数字及其算法(简单的线性加法)来衡量文学的核心价值,在大多数情形中,文学采纳的算术,仅限于四则运算中的加法,这算法要求作者在一个短小的单位时间里,尽可能制造最多的字词,并将其无穷相加,以求取“和”值的最大化,借此满足声誉的“结合律”或市场的“交换律”。这是一种古怪的物种变异,它意味着文学正在背弃自己的本性。文学算术化的潮流,起源于冷战和集权主义时代。它是20世纪文学的最后挣扎。目前世上最长的小说,也许当推索尔仁尼琴的《红轮》。它的长度据说接近一千万字,俨然是俄罗斯史诗叙事传统的宏大尾声,它要凭藉一种非凡的个人记忆,去抵消集权主义对历史真相的遮蔽。而本土的鸿篇巨制,则以张炜的《你在高原》为上限,该书以450万字的篇幅,击碎中国书面文学的历史记录。这是一种充满“愚公精神”的字词工程,漫长无尽的语句相加,不仅需要强悍的脑力,更须有强大的体能。正是这种超能英雄式的写作,令其散发出算术课加体育课的浓烈气息。主流文学自身的字词算法,为类型文学提供了笨拙的样本。这场被市场煽动起来的大跃进浪潮,不仅导致每年近千部“印刷长篇小说”和上万部“数码长篇小说”问世,而且其单体篇幅也在不断扩容,有的网络小说,甚至被注水加长到1000-1200万字以上,成为一个没有灵魂和内胆的庞大容器。套用今天最流行的“秽语”,就是屌没了,屌丝却在疯长。这不仅刷新本土文献学的历史记录,也创出“数码文学”的世界记录,进而令平面出版商目瞪口呆,所有那种把数字小说转为纸面小说的商业企图,都已宣告破产。与此相关的另一种算术,指涉了文学书写的速度。这种高速性,早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特征。自从八十年代开始,主流作家和先锋作家,都以这种流畅的方式进入中篇写作,而后又将其延伸到长篇小说。某位德国汉文学研究者指出,德国作家写作一部长篇小说的时间通常为四年左右,而中国作家的写作周期平均只有四个月。中国长篇小说产量(仅指平面出版类),达到每年800-1000部的惊人数字,挑战全球小说的数字总和。这种“纯文学”作家的高速书写模式,为类型文学和垃圾制造,提供了另一种非凡的样板。我们曾经被告知,早在上个世纪,香港畅销书作家倪匡,就曾以每天5万字的速度写作,创造华语写作的最高纪录。但这项纪录已经被大陆写手所追赶和刷新。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少数成功的数码文学写手,娴熟地运用各种悬念(悬疑)、言情(情色)、科技(科幻)和历史知识的噱头,每天以三至五万字的速度生产类文学读物。有消息称,“互联网小说”的最快枪手,单日写作速度有时可达六万字,这意味着打字者完全没有时间停下来沉思,而是必须像一个优秀速记员一样,马不停蹄地记录头脑里涌现的字词。但常识告诉我们,思考和书写的质量,跟所耗费的时间大多呈正比例关系。在作家的叙事进程中,需要运用各种复杂的语文技巧,更需要时间去选择字词、推敲句子和营造篇章,即便是文学天才,也无法在瞬间里完成精致的书写。高速度的写作,如同1957年的“工业大跃进”,只能制造出量大质劣的低级产品。中国类文学读物,其数量规模足以冠盖全球,而令包括英语在内的所有外部语种黯然失色。但不用细读每一部“小说”,我们就能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文字垃圾。中国正在成为高速生产文字垃圾的超级工厂,并跟“madeinChina”一样,沦为劣质品的代名词。这些垃圾被大量和高速消费,随后就被彻底遗忘,成为无数转瞬即逝的泡沫中的一员。“纯小说”的数量和长度,营造了阅读的巨大障碍,以致它几乎没有读者问津,甚至连职业文学评论家都望洋兴叹。在这个充满变数和焦虑的时代,全中国似乎只有一位评论家,还在认真阅读那些长篇小说,并为其仔细地撰写长篇评论,那就是上海的程德培先生。但奇怪的是,由作家、评论家和文学官员共同把持的各种文学奖项,竟然对这样的先进事迹视若罔闻。然而,一项对手机阅读现状的局部调查表明,“类型文学”而“非纯文学”,才是中国普罗大众的重要精神快餐。其中言情小说的手机读者为293万,穿越幻想小说访问用户为33
  文学:语文与算术的世纪之战朱大可文学正在从传统语文的旧居逃离,向算术的领地飞跃。这是近年来中国文学的一个重大变化。文学原先是属于语文行业的,也即属于语词、篇章、修辞、语法和风格的空间。数千年以来,文学一直试图借助简洁的叙事,描述自我或世界的真相。文学试图守望自己的语文家园,那就是人本主义关怀、创造性技巧以及语言的力量。但在21世纪初叶,文学开始向它的世仇——算术献媚,甚至拿算术的尺度当作自己的尺度,用数量、数字及其算法(简单的线性加法)来衡量文学的核心价值,在大多数情形中,文学采纳的算术,仅限于四则运算中的加法,这算法要求作者在一个短小的单位时间里,尽可能制造最多的字词,并将其无穷相加,以求取“和”值的最大化,借此满足声誉的“结合律”或市场的“交换律”。这是一种古怪的物种变异,它意味着文学正在背弃自己的本性。文学算术化的潮流,起源于冷战和集权主义时代。它是20世纪文学的最后挣扎。目前世上最长的小说,也许当推索尔仁尼琴的《红轮》。它的长度据说接近一千万字,俨然是俄罗斯史诗叙事传统的宏大尾声,它要凭藉一种非凡的个人记忆,去抵消集权主义对历史真相的遮蔽。而本土的鸿篇巨制,则以张炜的《你在高原》为上限,该书以450万字的篇幅,击碎中国书面文学的历史记录。这是一种充满“愚公精神”的字词工程,漫长无尽的语句相加,不仅需要强悍的脑力,更须有强大的体能。正是这种超能英雄式的写作,令其散发出算术课加体育课的浓烈气息。主流文学自身的字词算法,为类型文学提供了笨拙的样本。这场被市场煽动起来的大跃进浪潮,不仅导致每年近千部“印刷长篇小说”和上万部“数码长篇小说”问世,而且其单体篇幅也在不断扩容,有的网络小说,甚至被注水加长到1000-1200万字以上,成为一个没有灵魂和内胆的庞大容器。套用今天最流行的“秽语”,就是屌没了,屌丝却在疯长。这不仅刷新本土文献学的历史记录,也创出“数码文学”的世界记录,进而令平面出版商目瞪口呆,所有那种把数字小说转为纸面小说的商业企图,都已宣告破产。与此相关的另一种算术,指涉了文学书写的速度。这种高速性,早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特征。自从八十年代开始,主流作家和先锋作家,都以这种流畅的方式进入中篇写作,而后又将其延伸到长篇小说。某位德国汉文学研究者指出,德国作家写作一部长篇小说的时间通常为四年左右,而中国作家的写作周期平均只有四个月。中国长篇小说产量(仅指平面出版类),达到每年800-1000部的惊人数字,挑战全球小说的数字总和。这种“纯文学”作家的高速书写模式,为类型文学和垃圾制造,提供了另一种非凡的样板。我们曾经被告知,早在上个世纪,香港畅销书作家倪匡,就曾以每天5万字的速度写作,创造华语写作的最高纪录。但这项纪录已经被大陆写手所追赶和刷新。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少数成功的数码文学写手,娴熟地运用各种悬念(悬疑)、言情(情色)、科技(科幻)和历史知识的噱头,每天以三至五万字的速度生产类文学读物。有消息称,“互联网小说”的最快枪手,单日写作速度有时可达六万字,这意味着打字者完全没有时间停下来沉思,而是必须像一个优秀速记员一样,马不停蹄地记录头脑里涌现的字词。但常识告诉我们,思考和书写的质量,跟所耗费的时间大多呈正比例关系。在作家的叙事进程中,需要运用各种复杂的语文技巧,更需要时间去选择字词、推敲句子和营造篇章,即便是文学天才,也无法在瞬间里完成精致的书写。高速度的写作,如同1957年的“工业大跃进”,只能制造出量大质劣的低级产品。中国类文学读物,其数量规模足以冠盖全球,而令包括英语在内的所有外部语种黯然失色。但不用细读每一部“小说”,我们就能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文字垃圾。中国正在成为高速生产文字垃圾的超级工厂,并跟“madeinChina”一样,沦为劣质品的代名词。这些垃圾被大量和高速消费,随后就被彻底遗忘,成为无数转瞬即逝的泡沫中的一员。“纯小说”的数量和长度,营造了阅读的巨大障碍,以致它几乎没有读者问津,甚至连职业文学评论家都望洋兴叹。在这个充满变数和焦虑的时代,全中国似乎只有一位评论家,还在认真阅读那些长篇小说,并为其仔细地撰写长篇评论,那就是上海的程德培先生。但奇怪的是,由作家、评论家和文学官员共同把持的各种文学奖项,竟然对这样的先进事迹视若罔闻。然而,一项对手机阅读现状的局部调查表明,“类型文学”而“非纯文学”,才是中国普罗大众的重要精神快餐。其中言情小说的手机读者为293万,穿越幻想小说访问用户为33
  这种高产“文学”的大肆泛滥,诱发出人们对文学繁荣的天真幻想,但它终究会制造更深的幻灭感。因为世人所面对的,并非只是真的文学,更是打着文学招牌的“类文学读物”,后者的基本功能,就是在文学牛奶短缺的情况下,以低度或零度营养的“代乳品”方式,侵入人的灵魂,为其填补精神空白。但此举无疑是饮鸩止渴,它只能引发更严重的精神饥饿。
  有诗歌的先锋话语原创,以及诗歌对于互联网劣质话语的坚定抵抗,汉语文学的复苏将毫无希望。然而,大堆诗歌垃圾,尤其是以“口语美学”为招牌的口水诗,严重混淆“口语”和“口水”、“诗歌”和“生活用语”的差异,把诗歌变成毫无价值的唾沫。它们不断击打着诗歌的脸面,令其在公众面前出丑。但诗人却在生气地怪罪读者“愚蠢”。令人奇怪的是,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趣味?为何它要借助鄙陋的词句,蓄意毁损诗歌的尊严,并立志成为读者的宿敌?人数、作品数、字数和营销数,成为评估“纯文学”和“类文学读物”的四种算术指标,犹如文学的“四项基本原则”。它们不断增长,向极限的峰值爬升,大肆牟取名声和市场的数字红利,主流作家不惜代价,卷入这场数字游戏之中,衰弱的文学企图以数字说话,但它除了给地方媒体提供短暂的炒作题材外,不能给文学自身带来任何增长点。在这场语文跟算术的博弈中,“纯文学”距离自身的家园日益遥远,并注定要成为一个失败的物种。在中国文化衰败的总体背景下,文学无法出现飞越菜市场的奇迹。语文和算术的战争,成为当下中国文学的戏剧性事件。数字的急速增值,显示文学自我救赎的努力,却因撼动其语文根基,而变得笨拙可笑起来。语文终究是文学写作的内核,不能用算数和体育去做简单置换。就连小学老师都懂得,批阅作文的标准,不是它的数量和长度,而是它的品质。文学需要回到常识的底线,从那里重新获取起跑和跳跃的契机。注:喜闻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参选作品为252部长篇小说,特发此文以示热烈祝贺。本文图片皆为大跃进时期的宣传画上传与管理:杰夫——《华夏上古神系》为朱大可先生耗费20多年的研究成果。全书以跨文化的全球视野,运用多种学科工具,独辟蹊径地探研中国上古文化和神话的起源,发现并证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话均起源于非洲,这是继美国学者发现全球智人源于非洲、新西兰学者发现全球语言源于非洲之后,第三个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贡献,有助于修正人类文化起源的传统观点,向西方主流人文阐述体系注入“中国元素”。这些观点颠覆晚清以来的学界定见,为认识华夏文化的开放性特征、传承本土历史传统、推动中国文化的未来复兴,提供了富有卓见的启示,可视为1949年以来中国学术的重大收获。  欢迎各位网友订阅《文化先锋》,搜索微信公众号iwenhuaxianfeng,或扫描如下二维码即可。
  另一项私下调查还意外地揭示,在第一线进行文化产品筛选的电讯机构,其人员的流动性,远远超出了平均值。绝大多数青年编辑的供职长度,通常不会超过2年,其主要原因在于,青年编辑无法承受处理劣质精神产品的“审美疲劳”和道德压力。换岗(逃离)是他们的唯一出路。但这种状况丝毫不能改变文化资本的本性。还会有大量渴望就职的学生,前赴后继地踏入文化工厂,成为捡拾和推销文化毒食的最新成员。
  另一方面,在“文化产业”的盛宴背后,是200万名签约写手的庞大队列。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几乎跟中国职业军人的总数相当,而其中真正具备类型文学写作能力的,则寥寥无几;真正能赚到号称“年收入150万”的,更是屈指可数。但正是这种大肆张扬的暴富神话,鼓舞着年轻写手前赴后继,犹如飞蛾扑向温热的火焰。其中的绝大多数人,注定要成为这个“新兴文化产业”的牺牲品。
  文学:语文与算术的世纪之战朱大可文学正在从传统语文的旧居逃离,向算术的领地飞跃。这是近年来中国文学的一个重大变化。文学原先是属于语文行业的,也即属于语词、篇章、修辞、语法和风格的空间。数千年以来,文学一直试图借助简洁的叙事,描述自我或世界的真相。文学试图守望自己的语文家园,那就是人本主义关怀、创造性技巧以及语言的力量。但在21世纪初叶,文学开始向它的世仇——算术献媚,甚至拿算术的尺度当作自己的尺度,用数量、数字及其算法(简单的线性加法)来衡量文学的核心价值,在大多数情形中,文学采纳的算术,仅限于四则运算中的加法,这算法要求作者在一个短小的单位时间里,尽可能制造最多的字词,并将其无穷相加,以求取“和”值的最大化,借此满足声誉的“结合律”或市场的“交换律”。这是一种古怪的物种变异,它意味着文学正在背弃自己的本性。文学算术化的潮流,起源于冷战和集权主义时代。它是20世纪文学的最后挣扎。目前世上最长的小说,也许当推索尔仁尼琴的《红轮》。它的长度据说接近一千万字,俨然是俄罗斯史诗叙事传统的宏大尾声,它要凭藉一种非凡的个人记忆,去抵消集权主义对历史真相的遮蔽。而本土的鸿篇巨制,则以张炜的《你在高原》为上限,该书以450万字的篇幅,击碎中国书面文学的历史记录。这是一种充满“愚公精神”的字词工程,漫长无尽的语句相加,不仅需要强悍的脑力,更须有强大的体能。正是这种超能英雄式的写作,令其散发出算术课加体育课的浓烈气息。主流文学自身的字词算法,为类型文学提供了笨拙的样本。这场被市场煽动起来的大跃进浪潮,不仅导致每年近千部“印刷长篇小说”和上万部“数码长篇小说”问世,而且其单体篇幅也在不断扩容,有的网络小说,甚至被注水加长到1000-1200万字以上,成为一个没有灵魂和内胆的庞大容器。套用今天最流行的“秽语”,就是屌没了,屌丝却在疯长。这不仅刷新本土文献学的历史记录,也创出“数码文学”的世界记录,进而令平面出版商目瞪口呆,所有那种把数字小说转为纸面小说的商业企图,都已宣告破产。与此相关的另一种算术,指涉了文学书写的速度。这种高速性,早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特征。自从八十年代开始,主流作家和先锋作家,都以这种流畅的方式进入中篇写作,而后又将其延伸到长篇小说。某位德国汉文学研究者指出,德国作家写作一部长篇小说的时间通常为四年左右,而中国作家的写作周期平均只有四个月。中国长篇小说产量(仅指平面出版类),达到每年800-1000部的惊人数字,挑战全球小说的数字总和。这种“纯文学”作家的高速书写模式,为类型文学和垃圾制造,提供了另一种非凡的样板。我们曾经被告知,早在上个世纪,香港畅销书作家倪匡,就曾以每天5万字的速度写作,创造华语写作的最高纪录。但这项纪录已经被大陆写手所追赶和刷新。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少数成功的数码文学写手,娴熟地运用各种悬念(悬疑)、言情(情色)、科技(科幻)和历史知识的噱头,每天以三至五万字的速度生产类文学读物。有消息称,“互联网小说”的最快枪手,单日写作速度有时可达六万字,这意味着打字者完全没有时间停下来沉思,而是必须像一个优秀速记员一样,马不停蹄地记录头脑里涌现的字词。但常识告诉我们,思考和书写的质量,跟所耗费的时间大多呈正比例关系。在作家的叙事进程中,需要运用各种复杂的语文技巧,更需要时间去选择字词、推敲句子和营造篇章,即便是文学天才,也无法在瞬间里完成精致的书写。高速度的写作,如同1957年的“工业大跃进”,只能制造出量大质劣的低级产品。中国类文学读物,其数量规模足以冠盖全球,而令包括英语在内的所有外部语种黯然失色。但不用细读每一部“小说”,我们就能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文字垃圾。中国正在成为高速生产文字垃圾的超级工厂,并跟“madeinChina”一样,沦为劣质品的代名词。这些垃圾被大量和高速消费,随后就被彻底遗忘,成为无数转瞬即逝的泡沫中的一员。“纯小说”的数量和长度,营造了阅读的巨大障碍,以致它几乎没有读者问津,甚至连职业文学评论家都望洋兴叹。在这个充满变数和焦虑的时代,全中国似乎只有一位评论家,还在认真阅读那些长篇小说,并为其仔细地撰写长篇评论,那就是上海的程德培先生。但奇怪的是,由作家、评论家和文学官员共同把持的各种文学奖项,竟然对这样的先进事迹视若罔闻。然而,一项对手机阅读现状的局部调查表明,“类型文学”而“非纯文学”,才是中国普罗大众的重要精神快餐。其中言情小说的手机读者为293万,穿越幻想小说访问用户为33
  文学:语文与算术的世纪之战朱大可文学正在从传统语文的旧居逃离,向算术的领地飞跃。这是近年来中国文学的一个重大变化。文学原先是属于语文行业的,也即属于语词、篇章、修辞、语法和风格的空间。数千年以来,文学一直试图借助简洁的叙事,描述自我或世界的真相。文学试图守望自己的语文家园,那就是人本主义关怀、创造性技巧以及语言的力量。但在21世纪初叶,文学开始向它的世仇——算术献媚,甚至拿算术的尺度当作自己的尺度,用数量、数字及其算法(简单的线性加法)来衡量文学的核心价值,在大多数情形中,文学采纳的算术,仅限于四则运算中的加法,这算法要求作者在一个短小的单位时间里,尽可能制造最多的字词,并将其无穷相加,以求取“和”值的最大化,借此满足声誉的“结合律”或市场的“交换律”。这是一种古怪的物种变异,它意味着文学正在背弃自己的本性。文学算术化的潮流,起源于冷战和集权主义时代。它是20世纪文学的最后挣扎。目前世上最长的小说,也许当推索尔仁尼琴的《红轮》。它的长度据说接近一千万字,俨然是俄罗斯史诗叙事传统的宏大尾声,它要凭藉一种非凡的个人记忆,去抵消集权主义对历史真相的遮蔽。而本土的鸿篇巨制,则以张炜的《你在高原》为上限,该书以450万字的篇幅,击碎中国书面文学的历史记录。这是一种充满“愚公精神”的字词工程,漫长无尽的语句相加,不仅需要强悍的脑力,更须有强大的体能。正是这种超能英雄式的写作,令其散发出算术课加体育课的浓烈气息。主流文学自身的字词算法,为类型文学提供了笨拙的样本。这场被市场煽动起来的大跃进浪潮,不仅导致每年近千部“印刷长篇小说”和上万部“数码长篇小说”问世,而且其单体篇幅也在不断扩容,有的网络小说,甚至被注水加长到1000-1200万字以上,成为一个没有灵魂和内胆的庞大容器。套用今天最流行的“秽语”,就是屌没了,屌丝却在疯长。这不仅刷新本土文献学的历史记录,也创出“数码文学”的世界记录,进而令平面出版商目瞪口呆,所有那种把数字小说转为纸面小说的商业企图,都已宣告破产。与此相关的另一种算术,指涉了文学书写的速度。这种高速性,早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特征。自从八十年代开始,主流作家和先锋作家,都以这种流畅的方式进入中篇写作,而后又将其延伸到长篇小说。某位德国汉文学研究者指出,德国作家写作一部长篇小说的时间通常为四年左右,而中国作家的写作周期平均只有四个月。中国长篇小说产量(仅指平面出版类),达到每年800-1000部的惊人数字,挑战全球小说的数字总和。这种“纯文学”作家的高速书写模式,为类型文学和垃圾制造,提供了另一种非凡的样板。我们曾经被告知,早在上个世纪,香港畅销书作家倪匡,就曾以每天5万字的速度写作,创造华语写作的最高纪录。但这项纪录已经被大陆写手所追赶和刷新。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少数成功的数码文学写手,娴熟地运用各种悬念(悬疑)、言情(情色)、科技(科幻)和历史知识的噱头,每天以三至五万字的速度生产类文学读物。有消息称,“互联网小说”的最快枪手,单日写作速度有时可达六万字,这意味着打字者完全没有时间停下来沉思,而是必须像一个优秀速记员一样,马不停蹄地记录头脑里涌现的字词。但常识告诉我们,思考和书写的质量,跟所耗费的时间大多呈正比例关系。在作家的叙事进程中,需要运用各种复杂的语文技巧,更需要时间去选择字词、推敲句子和营造篇章,即便是文学天才,也无法在瞬间里完成精致的书写。高速度的写作,如同1957年的“工业大跃进”,只能制造出量大质劣的低级产品。中国类文学读物,其数量规模足以冠盖全球,而令包括英语在内的所有外部语种黯然失色。但不用细读每一部“小说”,我们就能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文字垃圾。中国正在成为高速生产文字垃圾的超级工厂,并跟“madeinChina”一样,沦为劣质品的代名词。这些垃圾被大量和高速消费,随后就被彻底遗忘,成为无数转瞬即逝的泡沫中的一员。“纯小说”的数量和长度,营造了阅读的巨大障碍,以致它几乎没有读者问津,甚至连职业文学评论家都望洋兴叹。在这个充满变数和焦虑的时代,全中国似乎只有一位评论家,还在认真阅读那些长篇小说,并为其仔细地撰写长篇评论,那就是上海的程德培先生。但奇怪的是,由作家、评论家和文学官员共同把持的各种文学奖项,竟然对这样的先进事迹视若罔闻。然而,一项对手机阅读现状的局部调查表明,“类型文学”而“非纯文学”,才是中国普罗大众的重要精神快餐。其中言情小说的手机读者为293万,穿越幻想小说访问用户为33
  即便是那些貌似成功的作者,仍然会面对高速写作引发的生存危机。许多网络作家一年能码出300万字以上的公共作品,以赚取有限的稿酬,却要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笔名“青鋆”的网络女作家包青春,一年多里写出6部小说,字数300多万,网站阅读点击量达2188多万,却在25岁的青春时段,因凶险的癌症而溘然谢世。她的个案被报道之后,网络作家透支生命、过劳写作的生存状态,已成为世人关切的话题,但他们似乎只能按这种方式赚钱,用以穿越毫无保障的未来。
  文学:语文与算术的世纪之战朱大可文学正在从传统语文的旧居逃离,向算术的领地飞跃。这是近年来中国文学的一个重大变化。文学原先是属于语文行业的,也即属于语词、篇章、修辞、语法和风格的空间。数千年以来,文学一直试图借助简洁的叙事,描述自我或世界的真相。文学试图守望自己的语文家园,那就是人本主义关怀、创造性技巧以及语言的力量。但在21世纪初叶,文学开始向它的世仇——算术献媚,甚至拿算术的尺度当作自己的尺度,用数量、数字及其算法(简单的线性加法)来衡量文学的核心价值,在大多数情形中,文学采纳的算术,仅限于四则运算中的加法,这算法要求作者在一个短小的单位时间里,尽可能制造最多的字词,并将其无穷相加,以求取“和”值的最大化,借此满足声誉的“结合律”或市场的“交换律”。这是一种古怪的物种变异,它意味着文学正在背弃自己的本性。文学算术化的潮流,起源于冷战和集权主义时代。它是20世纪文学的最后挣扎。目前世上最长的小说,也许当推索尔仁尼琴的《红轮》。它的长度据说接近一千万字,俨然是俄罗斯史诗叙事传统的宏大尾声,它要凭藉一种非凡的个人记忆,去抵消集权主义对历史真相的遮蔽。而本土的鸿篇巨制,则以张炜的《你在高原》为上限,该书以450万字的篇幅,击碎中国书面文学的历史记录。这是一种充满“愚公精神”的字词工程,漫长无尽的语句相加,不仅需要强悍的脑力,更须有强大的体能。正是这种超能英雄式的写作,令其散发出算术课加体育课的浓烈气息。主流文学自身的字词算法,为类型文学提供了笨拙的样本。这场被市场煽动起来的大跃进浪潮,不仅导致每年近千部“印刷长篇小说”和上万部“数码长篇小说”问世,而且其单体篇幅也在不断扩容,有的网络小说,甚至被注水加长到1000-1200万字以上,成为一个没有灵魂和内胆的庞大容器。套用今天最流行的“秽语”,就是屌没了,屌丝却在疯长。这不仅刷新本土文献学的历史记录,也创出“数码文学”的世界记录,进而令平面出版商目瞪口呆,所有那种把数字小说转为纸面小说的商业企图,都已宣告破产。与此相关的另一种算术,指涉了文学书写的速度。这种高速性,早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特征。自从八十年代开始,主流作家和先锋作家,都以这种流畅的方式进入中篇写作,而后又将其延伸到长篇小说。某位德国汉文学研究者指出,德国作家写作一部长篇小说的时间通常为四年左右,而中国作家的写作周期平均只有四个月。中国长篇小说产量(仅指平面出版类),达到每年800-1000部的惊人数字,挑战全球小说的数字总和。这种“纯文学”作家的高速书写模式,为类型文学和垃圾制造,提供了另一种非凡的样板。我们曾经被告知,早在上个世纪,香港畅销书作家倪匡,就曾以每天5万字的速度写作,创造华语写作的最高纪录。但这项纪录已经被大陆写手所追赶和刷新。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少数成功的数码文学写手,娴熟地运用各种悬念(悬疑)、言情(情色)、科技(科幻)和历史知识的噱头,每天以三至五万字的速度生产类文学读物。有消息称,“互联网小说”的最快枪手,单日写作速度有时可达六万字,这意味着打字者完全没有时间停下来沉思,而是必须像一个优秀速记员一样,马不停蹄地记录头脑里涌现的字词。但常识告诉我们,思考和书写的质量,跟所耗费的时间大多呈正比例关系。在作家的叙事进程中,需要运用各种复杂的语文技巧,更需要时间去选择字词、推敲句子和营造篇章,即便是文学天才,也无法在瞬间里完成精致的书写。高速度的写作,如同1957年的“工业大跃进”,只能制造出量大质劣的低级产品。中国类文学读物,其数量规模足以冠盖全球,而令包括英语在内的所有外部语种黯然失色。但不用细读每一部“小说”,我们就能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文字垃圾。中国正在成为高速生产文字垃圾的超级工厂,并跟“madeinChina”一样,沦为劣质品的代名词。这些垃圾被大量和高速消费,随后就被彻底遗忘,成为无数转瞬即逝的泡沫中的一员。“纯小说”的数量和长度,营造了阅读的巨大障碍,以致它几乎没有读者问津,甚至连职业文学评论家都望洋兴叹。在这个充满变数和焦虑的时代,全中国似乎只有一位评论家,还在认真阅读那些长篇小说,并为其仔细地撰写长篇评论,那就是上海的程德培先生。但奇怪的是,由作家、评论家和文学官员共同把持的各种文学奖项,竟然对这样的先进事迹视若罔闻。然而,一项对手机阅读现状的局部调查表明,“类型文学”而“非纯文学”,才是中国普罗大众的重要精神快餐。其中言情小说的手机读者为293万,穿越幻想小说访问用户为33
  6万,玄幻奇幻小说的读者则为68万,现代都市小说为56万。读者主要来自珠三角地区的打工仔、以及遍及全国的销售员和17岁以下的中学生。有的打工仔每天用手机进行在线阅读的时间,多达8个小时以上,这意味着,除了上下班和睡眠,每天的剩余时间,全部被用来进行手机阅读。上述数据,来自中国某家权威的电信公司,它足以表达大陆手机用户的趣味,更显著地表达了“文学”的现实出路,那就是用低俗而充满快感的文字,来满足低文化层次大众的精神饥渴。不仅如此,只有“类型文学”读者能超越数字的限度,而将阅读的长征进行到底。这种高产“文学”的大肆泛滥,诱发出人们对文学繁荣的天真幻想,但它终究会制造更深的幻灭感。因为世人所面对的,并非只是真的文学,更是打着文学招牌的“类文学读物”,后者的基本功能,就是在文学牛奶短缺的情况下,以低度或零度营养的“代乳品”方式,侵入人的灵魂,为其填补精神空白。但此举无疑是饮鸩止渴,它只能引发更严重的精神饥饿。另一项私下调查还意外地揭示,在第一线进行文化产品筛选的电讯机构,其人员的流动性,远远超出了平均值。绝大多数青年编辑的供职长度,通常不会超过2年,其主要原因在于,青年编辑无法承受处理劣质精神产品的“审美疲劳”和道德压力。换岗(逃离)是他们的唯一出路。但这种状况丝毫不能改变文化资本的本性。还会有大量渴望就职的学生,前赴后继地踏入文化工厂,成为捡拾和推销文化毒食的最新成员。另一方面,在“文化产业”的盛宴背后,是200万名签约写手的庞大队列。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几乎跟中国职业军人的总数相当,而其中真正具备类型文学写作能力的,则寥寥无几;真正能赚到号称“年收入150万”的,更是屈指可数。但正是这种大肆张扬的暴富神话,鼓舞着年轻写手前赴后继,犹如飞蛾扑向温热的火焰。其中的绝大多数人,注定要成为这个“新兴文化产业”的牺牲品。即便是那些貌似成功的作者,仍然会面对高速写作引发的生存危机。许多网络作家一年能码出300万字以上的公共作品,以赚取有限的稿酬,却要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笔名“青鋆”的网络女作家包青春,一年多里写出6部小说,字数300多万,网站阅读点击量达2188多万,却在25岁的青春时段,因凶险的癌症而溘然谢世。她的个案被报道之后,网络作家透支生命、过劳写作的生存状态,已成为世人关切的话题,但他们似乎只能按这种方式赚钱,用以穿越毫无保障的未来。与小说和类小说的情形完全相同,继八十年代的黄金时代之后,诗歌的彩虹,似乎再度飞上了尘霾密布的天空。老诗人弃诗从商,其中一些人变身为成功的富人,而在钱囊饱满之后,他们往往调转头来大啖“回头草”,不仅自己重操写诗旧业,而且还热衷于投资诗歌,为诗人聚会和研讨提供大宗资金。中国诗坛有着奇怪的自我游戏规则。这种“前诗人效应”,制造出罕见的文学奇观:各种捐资神话在坊间流传。诗人们在各地结群行走,总有人为机票、住宿和吃喝买单。各种诗社、诗会、研讨会、诗刊和诗集(卖书号或自行印刷的)风起云涌。这种大数额资金向诗歌界的单向注入,重燃了诗坛回温的激情。诗人们在在夜宴中弹冠相庆,以为“诗歌的春天”已经降临。但跟小说一样,算术的阴影也已经笼罩诗歌。它推动了一场聒噪书写的运动,并导致诗句和诗篇的大量冗余,酝酿着文学另一场灾难。各种民间诗集(公开出版或自印)如雨后春笋,堆满了这个完全不需要诗歌和美的国度。而那些堆积如山的“无良”印品,吞没了少数诗歌“良品”的孤独文本。不仅如此,受到海子等人的鼓舞,诗人开始书写抒情长诗或史诗,以为只有具备这种强悍的算术属性,才是伟大诗人的标志。长诗于是被大量炮制出来,其中有的长诗,号称一百万行,但这还不是诗歌算术的终点。还有人宣称正在写作150万行的超级长诗,若以每行平均15个字计算,则长诗的总字数,可以达到2250万,远远逾越了小说山脉的巅峰,直追藏族史诗《格萨尔王》,后者拥有100多万行,2000多万字,已被视为超越《摩诃婆罗多》的世界最长史诗。但所有这些神话史诗,均为漫长年代里的集体创作,历经大量杰出民间诗人和歌手的反复打磨,由此散发出恒久的神性光芒。在一个毫无信仰的时代,任何快速制造的“史诗”,都露出了可疑的行藏。它们中的大部分,充其量是一些失败的案例,它们不能对衰弱的文学实施救赎,反而验证了这个时代的精神荒芜。汉诗的算术竞赛,正在描述诗歌繁荣的假象,并遮蔽了短诗写作的进步。尽管优秀诗人屈指可数,但诗歌复苏的财经语境,似乎已经初步具备,这是诗歌前景被看好的一个重要理由。诗歌是文学复苏的逻辑前提。没
  与小说和类小说的情形完全相同,继八十年代的黄金时代之后,诗歌的彩虹,似乎再度飞上了尘霾密布的天空。老诗人弃诗从商,其中一些人变身为成功的富人,而在钱囊饱满之后,他们往往调转头来大啖“回头草”,不仅自己重操写诗旧业,而且还热衷于投资诗歌,为诗人聚会和研讨提供大宗资金。中国诗坛有着奇怪的自我游戏规则。这种“前诗人效应”,制造出罕见的文学奇观:各种捐资神话在坊间流传。诗人们在各地结群行走,总有人为机票、住宿和吃喝买单。各种诗社、诗会、研讨会、诗刊和诗集(卖书号或自行印刷的)风起云涌。这种大数额资金向诗歌界的单向注入,重燃了诗坛回温的激情。诗人们在在夜宴中弹冠相庆,以为“诗歌的春天”已经降临。
  6万,玄幻奇幻小说的读者则为68万,现代都市小说为56万。读者主要来自珠三角地区的打工仔、以及遍及全国的销售员和17岁以下的中学生。有的打工仔每天用手机进行在线阅读的时间,多达8个小时以上,这意味着,除了上下班和睡眠,每天的剩余时间,全部被用来进行手机阅读。上述数据,来自中国某家权威的电信公司,它足以表达大陆手机用户的趣味,更显著地表达了“文学”的现实出路,那就是用低俗而充满快感的文字,来满足低文化层次大众的精神饥渴。不仅如此,只有“类型文学”读者能超越数字的限度,而将阅读的长征进行到底。这种高产“文学”的大肆泛滥,诱发出人们对文学繁荣的天真幻想,但它终究会制造更深的幻灭感。因为世人所面对的,并非只是真的文学,更是打着文学招牌的“类文学读物”,后者的基本功能,就是在文学牛奶短缺的情况下,以低度或零度营养的“代乳品”方式,侵入人的灵魂,为其填补精神空白。但此举无疑是饮鸩止渴,它只能引发更严重的精神饥饿。另一项私下调查还意外地揭示,在第一线进行文化产品筛选的电讯机构,其人员的流动性,远远超出了平均值。绝大多数青年编辑的供职长度,通常不会超过2年,其主要原因在于,青年编辑无法承受处理劣质精神产品的“审美疲劳”和道德压力。换岗(逃离)是他们的唯一出路。但这种状况丝毫不能改变文化资本的本性。还会有大量渴望就职的学生,前赴后继地踏入文化工厂,成为捡拾和推销文化毒食的最新成员。另一方面,在“文化产业”的盛宴背后,是200万名签约写手的庞大队列。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几乎跟中国职业军人的总数相当,而其中真正具备类型文学写作能力的,则寥寥无几;真正能赚到号称“年收入150万”的,更是屈指可数。但正是这种大肆张扬的暴富神话,鼓舞着年轻写手前赴后继,犹如飞蛾扑向温热的火焰。其中的绝大多数人,注定要成为这个“新兴文化产业”的牺牲品。即便是那些貌似成功的作者,仍然会面对高速写作引发的生存危机。许多网络作家一年能码出300万字以上的公共作品,以赚取有限的稿酬,却要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笔名“青鋆”的网络女作家包青春,一年多里写出6部小说,字数300多万,网站阅读点击量达2188多万,却在25岁的青春时段,因凶险的癌症而溘然谢世。她的个案被报道之后,网络作家透支生命、过劳写作的生存状态,已成为世人关切的话题,但他们似乎只能按这种方式赚钱,用以穿越毫无保障的未来。与小说和类小说的情形完全相同,继八十年代的黄金时代之后,诗歌的彩虹,似乎再度飞上了尘霾密布的天空。老诗人弃诗从商,其中一些人变身为成功的富人,而在钱囊饱满之后,他们往往调转头来大啖“回头草”,不仅自己重操写诗旧业,而且还热衷于投资诗歌,为诗人聚会和研讨提供大宗资金。中国诗坛有着奇怪的自我游戏规则。这种“前诗人效应”,制造出罕见的文学奇观:各种捐资神话在坊间流传。诗人们在各地结群行走,总有人为机票、住宿和吃喝买单。各种诗社、诗会、研讨会、诗刊和诗集(卖书号或自行印刷的)风起云涌。这种大数额资金向诗歌界的单向注入,重燃了诗坛回温的激情。诗人们在在夜宴中弹冠相庆,以为“诗歌的春天”已经降临。但跟小说一样,算术的阴影也已经笼罩诗歌。它推动了一场聒噪书写的运动,并导致诗句和诗篇的大量冗余,酝酿着文学另一场灾难。各种民间诗集(公开出版或自印)如雨后春笋,堆满了这个完全不需要诗歌和美的国度。而那些堆积如山的“无良”印品,吞没了少数诗歌“良品”的孤独文本。不仅如此,受到海子等人的鼓舞,诗人开始书写抒情长诗或史诗,以为只有具备这种强悍的算术属性,才是伟大诗人的标志。长诗于是被大量炮制出来,其中有的长诗,号称一百万行,但这还不是诗歌算术的终点。还有人宣称正在写作150万行的超级长诗,若以每行平均15个字计算,则长诗的总字数,可以达到2250万,远远逾越了小说山脉的巅峰,直追藏族史诗《格萨尔王》,后者拥有100多万行,2000多万字,已被视为超越《摩诃婆罗多》的世界最长史诗。但所有这些神话史诗,均为漫长年代里的集体创作,历经大量杰出民间诗人和歌手的反复打磨,由此散发出恒久的神性光芒。在一个毫无信仰的时代,任何快速制造的“史诗”,都露出了可疑的行藏。它们中的大部分,充其量是一些失败的案例,它们不能对衰弱的文学实施救赎,反而验证了这个时代的精神荒芜。汉诗的算术竞赛,正在描述诗歌繁荣的假象,并遮蔽了短诗写作的进步。尽管优秀诗人屈指可数,但诗歌复苏的财经语境,似乎已经初步具备,这是诗歌前景被看好的一个重要理由。诗歌是文学复苏的逻辑前提。没
  但跟小说一样,算术的阴影也已经笼罩诗歌。它推动了一场聒噪书写的运动,并导致诗句和诗篇的大量冗余,酝酿着文学另一场灾难。文学:语文与算术的世纪之战朱大可文学正在从传统语文的旧居逃离,向算术的领地飞跃。这是近年来中国文学的一个重大变化。文学原先是属于语文行业的,也即属于语词、篇章、修辞、语法和风格的空间。数千年以来,文学一直试图借助简洁的叙事,描述自我或世界的真相。文学试图守望自己的语文家园,那就是人本主义关怀、创造性技巧以及语言的力量。但在21世纪初叶,文学开始向它的世仇——算术献媚,甚至拿算术的尺度当作自己的尺度,用数量、数字及其算法(简单的线性加法)来衡量文学的核心价值,在大多数情形中,文学采纳的算术,仅限于四则运算中的加法,这算法要求作者在一个短小的单位时间里,尽可能制造最多的字词,并将其无穷相加,以求取“和”值的最大化,借此满足声誉的“结合律”或市场的“交换律”。这是一种古怪的物种变异,它意味着文学正在背弃自己的本性。文学算术化的潮流,起源于冷战和集权主义时代。它是20世纪文学的最后挣扎。目前世上最长的小说,也许当推索尔仁尼琴的《红轮》。它的长度据说接近一千万字,俨然是俄罗斯史诗叙事传统的宏大尾声,它要凭藉一种非凡的个人记忆,去抵消集权主义对历史真相的遮蔽。而本土的鸿篇巨制,则以张炜的《你在高原》为上限,该书以450万字的篇幅,击碎中国书面文学的历史记录。这是一种充满“愚公精神”的字词工程,漫长无尽的语句相加,不仅需要强悍的脑力,更须有强大的体能。正是这种超能英雄式的写作,令其散发出算术课加体育课的浓烈气息。主流文学自身的字词算法,为类型文学提供了笨拙的样本。这场被市场煽动起来的大跃进浪潮,不仅导致每年近千部“印刷长篇小说”和上万部“数码长篇小说”问世,而且其单体篇幅也在不断扩容,有的网络小说,甚至被注水加长到1000-1200万字以上,成为一个没有灵魂和内胆的庞大容器。套用今天最流行的“秽语”,就是屌没了,屌丝却在疯长。这不仅刷新本土文献学的历史记录,也创出“数码文学”的世界记录,进而令平面出版商目瞪口呆,所有那种把数字小说转为纸面小说的商业企图,都已宣告破产。与此相关的另一种算术,指涉了文学书写的速度。这种高速性,早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特征。自从八十年代开始,主流作家和先锋作家,都以这种流畅的方式进入中篇写作,而后又将其延伸到长篇小说。某位德国汉文学研究者指出,德国作家写作一部长篇小说的时间通常为四年左右,而中国作家的写作周期平均只有四个月。中国长篇小说产量(仅指平面出版类),达到每年800-1000部的惊人数字,挑战全球小说的数字总和。这种“纯文学”作家的高速书写模式,为类型文学和垃圾制造,提供了另一种非凡的样板。我们曾经被告知,早在上个世纪,香港畅销书作家倪匡,就曾以每天5万字的速度写作,创造华语写作的最高纪录。但这项纪录已经被大陆写手所追赶和刷新。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少数成功的数码文学写手,娴熟地运用各种悬念(悬疑)、言情(情色)、科技(科幻)和历史知识的噱头,每天以三至五万字的速度生产类文学读物。有消息称,“互联网小说”的最快枪手,单日写作速度有时可达六万字,这意味着打字者完全没有时间停下来沉思,而是必须像一个优秀速记员一样,马不停蹄地记录头脑里涌现的字词。但常识告诉我们,思考和书写的质量,跟所耗费的时间大多呈正比例关系。在作家的叙事进程中,需要运用各种复杂的语文技巧,更需要时间去选择字词、推敲句子和营造篇章,即便是文学天才,也无法在瞬间里完成精致的书写。高速度的写作,如同1957年的“工业大跃进”,只能制造出量大质劣的低级产品。中国类文学读物,其数量规模足以冠盖全球,而令包括英语在内的所有外部语种黯然失色。但不用细读每一部“小说”,我们就能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文字垃圾。中国正在成为高速生产文字垃圾的超级工厂,并跟“madeinChina”一样,沦为劣质品的代名词。这些垃圾被大量和高速消费,随后就被彻底遗忘,成为无数转瞬即逝的泡沫中的一员。“纯小说”的数量和长度,营造了阅读的巨大障碍,以致它几乎没有读者问津,甚至连职业文学评论家都望洋兴叹。在这个充满变数和焦虑的时代,全中国似乎只有一位评论家,还在认真阅读那些长篇小说,并为其仔细地撰写长篇评论,那就是上海的程德培先生。但奇怪的是,由作家、评论家和文学官员共同把持的各种文学奖项,竟然对这样的先进事迹视若罔闻。然而,一项对手机阅读现状的局部调查表明,“类型文学”而“非纯文学”,才是中国普罗大众的重要精神快餐。其中言情小说的手机读者为293万,穿越幻想小说访问用户为33各种民间诗集(公开出版或自印)如雨后春笋,堆满了这个完全不需要诗歌和美的国度。而那些堆积如山的“无良”印品,吞没了少数诗歌“良品”的孤独文本。
  文学:语文与算术的世纪之战朱大可文学正在从传统语文的旧居逃离,向算术的领地飞跃。这是近年来中国文学的一个重大变化。文学原先是属于语文行业的,也即属于语词、篇章、修辞、语法和风格的空间。数千年以来,文学一直试图借助简洁的叙事,描述自我或世界的真相。文学试图守望自己的语文家园,那就是人本主义关怀、创造性技巧以及语言的力量。但在21世纪初叶,文学开始向它的世仇——算术献媚,甚至拿算术的尺度当作自己的尺度,用数量、数字及其算法(简单的线性加法)来衡量文学的核心价值,在大多数情形中,文学采纳的算术,仅限于四则运算中的加法,这算法要求作者在一个短小的单位时间里,尽可能制造最多的字词,并将其无穷相加,以求取“和”值的最大化,借此满足声誉的“结合律”或市场的“交换律”。这是一种古怪的物种变异,它意味着文学正在背弃自己的本性。文学算术化的潮流,起源于冷战和集权主义时代。它是20世纪文学的最后挣扎。目前世上最长的小说,也许当推索尔仁尼琴的《红轮》。它的长度据说接近一千万字,俨然是俄罗斯史诗叙事传统的宏大尾声,它要凭藉一种非凡的个人记忆,去抵消集权主义对历史真相的遮蔽。而本土的鸿篇巨制,则以张炜的《你在高原》为上限,该书以450万字的篇幅,击碎中国书面文学的历史记录。这是一种充满“愚公精神”的字词工程,漫长无尽的语句相加,不仅需要强悍的脑力,更须有强大的体能。正是这种超能英雄式的写作,令其散发出算术课加体育课的浓烈气息。主流文学自身的字词算法,为类型文学提供了笨拙的样本。这场被市场煽动起来的大跃进浪潮,不仅导致每年近千部“印刷长篇小说”和上万部“数码长篇小说”问世,而且其单体篇幅也在不断扩容,有的网络小说,甚至被注水加长到1000-1200万字以上,成为一个没有灵魂和内胆的庞大容器。套用今天最流行的“秽语”,就是屌没了,屌丝却在疯长。这不仅刷新本土文献学的历史记录,也创出“数码文学”的世界记录,进而令平面出版商目瞪口呆,所有那种把数字小说转为纸面小说的商业企图,都已宣告破产。与此相关的另一种算术,指涉了文学书写的速度。这种高速性,早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特征。自从八十年代开始,主流作家和先锋作家,都以这种流畅的方式进入中篇写作,而后又将其延伸到长篇小说。某位德国汉文学研究者指出,德国作家写作一部长篇小说的时间通常为四年左右,而中国作家的写作周期平均只有四个月。中国长篇小说产量(仅指平面出版类),达到每年800-1000部的惊人数字,挑战全球小说的数字总和。这种“纯文学”作家的高速书写模式,为类型文学和垃圾制造,提供了另一种非凡的样板。我们曾经被告知,早在上个世纪,香港畅销书作家倪匡,就曾以每天5万字的速度写作,创造华语写作的最高纪录。但这项纪录已经被大陆写手所追赶和刷新。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少数成功的数码文学写手,娴熟地运用各种悬念(悬疑)、言情(情色)、科技(科幻)和历史知识的噱头,每天以三至五万字的速度生产类文学读物。有消息称,“互联网小说”的最快枪手,单日写作速度有时可达六万字,这意味着打字者完全没有时间停下来沉思,而是必须像一个优秀速记员一样,马不停蹄地记录头脑里涌现的字词。但常识告诉我们,思考和书写的质量,跟所耗费的时间大多呈正比例关系。在作家的叙事进程中,需要运用各种复杂的语文技巧,更需要时间去选择字词、推敲句子和营造篇章,即便是文学天才,也无法在瞬间里完成精致的书写。高速度的写作,如同1957年的“工业大跃进”,只能制造出量大质劣的低级产品。中国类文学读物,其数量规模足以冠盖全球,而令包括英语在内的所有外部语种黯然失色。但不用细读每一部“小说”,我们就能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文字垃圾。中国正在成为高速生产文字垃圾的超级工厂,并跟“madeinChina”一样,沦为劣质品的代名词。这些垃圾被大量和高速消费,随后就被彻底遗忘,成为无数转瞬即逝的泡沫中的一员。“纯小说”的数量和长度,营造了阅读的巨大障碍,以致它几乎没有读者问津,甚至连职业文学评论家都望洋兴叹。在这个充满变数和焦虑的时代,全中国似乎只有一位评论家,还在认真阅读那些长篇小说,并为其仔细地撰写长篇评论,那就是上海的程德培先生。但奇怪的是,由作家、评论家和文学官员共同把持的各种文学奖项,竟然对这样的先进事迹视若罔闻。然而,一项对手机阅读现状的局部调查表明,“类型文学”而“非纯文学”,才是中国普罗大众的重要精神快餐。其中言情小说的手机读者为293万,穿越幻想小说访问用户为33
  不仅如此,受到海子等人的鼓舞,诗人开始书写抒情长诗或史诗,以为只有具备这种强悍的算术属性,才是伟大诗人的标志。长诗于是被大量炮制出来,其中有的长诗,号称一百万行,但这还不是诗歌算术的终点。还有人宣称正在写作150万行的超级长诗,若以每行平均15个字计算,则长诗的总字数,可以达到2250万,远远逾越了小说山脉的巅峰,直追藏族史诗《格萨尔王》,后者拥有100多万行,2000多万字,已被视为超越《摩诃婆罗多》的世界最长史诗。但所有这些神话史诗,均为漫长年代里的集体创作,历经大量杰出民间诗人和歌手的反复打磨,由此散发出恒久的神性光芒。在一个毫无信仰的时代,任何快速制造的“史诗”,都露出了可疑的行藏。它们中的大部分,充其量是一些失败的案例,它们不能对衰弱的文学实施救赎,反而验证了这个时代的精神荒芜。
  有诗歌的先锋话语原创,以及诗歌对于互联网劣质话语的坚定抵抗,汉语文学的复苏将毫无希望。然而,大堆诗歌垃圾,尤其是以“口语美学”为招牌的口水诗,严重混淆“口语”和“口水”、“诗歌”和“生活用语”的差异,把诗歌变成毫无价值的唾沫。它们不断击打着诗歌的脸面,令其在公众面前出丑。但诗人却在生气地怪罪读者“愚蠢”。令人奇怪的是,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趣味?为何它要借助鄙陋的词句,蓄意毁损诗歌的尊严,并立志成为读者的宿敌?人数、作品数、字数和营销数,成为评估“纯文学”和“类文学读物”的四种算术指标,犹如文学的“四项基本原则”。它们不断增长,向极限的峰值爬升,大肆牟取名声和市场的数字红利,主流作家不惜代价,卷入这场数字游戏之中,衰弱的文学企图以数字说话,但它除了给地方媒体提供短暂的炒作题材外,不能给文学自身带来任何增长点。在这场语文跟算术的博弈中,“纯文学”距离自身的家园日益遥远,并注定要成为一个失败的物种。在中国文化衰败的总体背景下,文学无法出现飞越菜市场的奇迹。语文和算术的战争,成为当下中国文学的戏剧性事件。数字的急速增值,显示文学自我救赎的努力,却因撼动其语文根基,而变得笨拙可笑起来。语文终究是文学写作的内核,不能用算数和体育去做简单置换。就连小学老师都懂得,批阅作文的标准,不是它的数量和长度,而是它的品质。文学需要回到常识的底线,从那里重新获取起跑和跳跃的契机。注:喜闻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参选作品为252部长篇小说,特发此文以示热烈祝贺。本文图片皆为大跃进时期的宣传画上传与管理:杰夫——《华夏上古神系》为朱大可先生耗费20多年的研究成果。全书以跨文化的全球视野,运用多种学科工具,独辟蹊径地探研中国上古文化和神话的起源,发现并证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话均起源于非洲,这是继美国学者发现全球智人源于非洲、新西兰学者发现全球语言源于非洲之后,第三个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贡献,有助于修正人类文化起源的传统观点,向西方主流人文阐述体系注入“中国元素”。这些观点颠覆晚清以来的学界定见,为认识华夏文化的开放性特征、传承本土历史传统、推动中国文化的未来复兴,提供了富有卓见的启示,可视为1949年以来中国学术的重大收获。  欢迎各位网友订阅《文化先锋》,搜索微信公众号iwenhuaxianfeng,或扫描如下二维码即可。  汉诗的算术竞赛,正在描述诗歌繁荣的假象,并遮蔽了短诗写作的进步。尽管优秀诗人屈指可数,但诗歌复苏的财经语境,似乎已经初步具备,这是诗歌前景被看好的一个重要理由。诗歌是文学复苏的逻辑前提。没有诗歌的先锋话语原创,以及诗歌对于互联网劣质话语的坚定抵抗,汉语文学的复苏将毫无希望。然而,大堆诗歌垃圾,尤其是以“口语美学”为招牌的口水诗,严重混淆“口语”和“口水”、“诗歌”和“生活用语”的差异,把诗歌变成毫无价值的唾沫。它们不断击打着诗歌的脸面,令其在公众面前出丑。但诗人却在生气地怪罪读者“愚蠢”。令人奇怪的是,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趣味?为何它要借助鄙陋的词句,蓄意毁损诗歌的尊严,并立志成为读者的宿敌?
  文学:语文与算术的世纪之战朱大可文学正在从传统语文的旧居逃离,向算术的领地飞跃。这是近年来中国文学的一个重大变化。文学原先是属于语文行业的,也即属于语词、篇章、修辞、语法和风格的空间。数千年以来,文学一直试图借助简洁的叙事,描述自我或世界的真相。文学试图守望自己的语文家园,那就是人本主义关怀、创造性技巧以及语言的力量。但在21世纪初叶,文学开始向它的世仇——算术献媚,甚至拿算术的尺度当作自己的尺度,用数量、数字及其算法(简单的线性加法)来衡量文学的核心价值,在大多数情形中,文学采纳的算术,仅限于四则运算中的加法,这算法要求作者在一个短小的单位时间里,尽可能制造最多的字词,并将其无穷相加,以求取“和”值的最大化,借此满足声誉的“结合律”或市场的“交换律”。这是一种古怪的物种变异,它意味着文学正在背弃自己的本性。文学算术化的潮流,起源于冷战和集权主义时代。它是20世纪文学的最后挣扎。目前世上最长的小说,也许当推索尔仁尼琴的《红轮》。它的长度据说接近一千万字,俨然是俄罗斯史诗叙事传统的宏大尾声,它要凭藉一种非凡的个人记忆,去抵消集权主义对历史真相的遮蔽。而本土的鸿篇巨制,则以张炜的《你在高原》为上限,该书以450万字的篇幅,击碎中国书面文学的历史记录。这是一种充满“愚公精神”的字词工程,漫长无尽的语句相加,不仅需要强悍的脑力,更须有强大的体能。正是这种超能英雄式的写作,令其散发出算术课加体育课的浓烈气息。主流文学自身的字词算法,为类型文学提供了笨拙的样本。这场被市场煽动起来的大跃进浪潮,不仅导致每年近千部“印刷长篇小说”和上万部“数码长篇小说”问世,而且其单体篇幅也在不断扩容,有的网络小说,甚至被注水加长到1000-1200万字以上,成为一个没有灵魂和内胆的庞大容器。套用今天最流行的“秽语”,就是屌没了,屌丝却在疯长。这不仅刷新本土文献学的历史记录,也创出“数码文学”的世界记录,进而令平面出版商目瞪口呆,所有那种把数字小说转为纸面小说的商业企图,都已宣告破产。与此相关的另一种算术,指涉了文学书写的速度。这种高速性,早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特征。自从八十年代开始,主流作家和先锋作家,都以这种流畅的方式进入中篇写作,而后又将其延伸到长篇小说。某位德国汉文学研究者指出,德国作家写作一部长篇小说的时间通常为四年左右,而中国作家的写作周期平均只有四个月。中国长篇小说产量(仅指平面出版类),达到每年800-1000部的惊人数字,挑战全球小说的数字总和。这种“纯文学”作家的高速书写模式,为类型文学和垃圾制造,提供了另一种非凡的样板。我们曾经被告知,早在上个世纪,香港畅销书作家倪匡,就曾以每天5万字的速度写作,创造华语写作的最高纪录。但这项纪录已经被大陆写手所追赶和刷新。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少数成功的数码文学写手,娴熟地运用各种悬念(悬疑)、言情(情色)、科技(科幻)和历史知识的噱头,每天以三至五万字的速度生产类文学读物。有消息称,“互联网小说”的最快枪手,单日写作速度有时可达六万字,这意味着打字者完全没有时间停下来沉思,而是必须像一个优秀速记员一样,马不停蹄地记录头脑里涌现的字词。但常识告诉我们,思考和书写的质量,跟所耗费的时间大多呈正比例关系。在作家的叙事进程中,需要运用各种复杂的语文技巧,更需要时间去选择字词、推敲句子和营造篇章,即便是文学天才,也无法在瞬间里完成精致的书写。高速度的写作,如同1957年的“工业大跃进”,只能制造出量大质劣的低级产品。中国类文学读物,其数量规模足以冠盖全球,而令包括英语在内的所有外部语种黯然失色。但不用细读每一部“小说”,我们就能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文字垃圾。中国正在成为高速生产文字垃圾的超级工厂,并跟“madeinChina”一样,沦为劣质品的代名词。这些垃圾被大量和高速消费,随后就被彻底遗忘,成为无数转瞬即逝的泡沫中的一员。“纯小说”的数量和长度,营造了阅读的巨大障碍,以致它几乎没有读者问津,甚至连职业文学评论家都望洋兴叹。在这个充满变数和焦虑的时代,全中国似乎只有一位评论家,还在认真阅读那些长篇小说,并为其仔细地撰写长篇评论,那就是上海的程德培先生。但奇怪的是,由作家、评论家和文学官员共同把持的各种文学奖项,竟然对这样的先进事迹视若罔闻。然而,一项对手机阅读现状的局部调查表明,“类型文学”而“非纯文学”,才是中国普罗大众的重要精神快餐。其中言情小说的手机读者为293万,穿越幻想小说访问用户为33人数、作品数、字数和营销数,成为评估“纯文学”和“类文学读物”的四种算术指标,犹如文学的“四项基本原则”。它们不断增长,向极限的峰值爬升,大肆牟取名声和市场的数字红利,主流作家不惜代价,卷入这场数字游戏之中,衰弱的文学企图以数字说话,但它除了给地方媒体提供短暂的炒作题材外,不能给文学自身带来任何增长点。在这场语文跟算术的博弈中,“纯文学”距离自身的家园日益遥远,并注定要成为一个失败的物种。在中国文化衰败的总体背景下,文学无法出现飞越菜市场的奇迹。
  有诗歌的先锋话语原创,以及诗歌对于互联网劣质话语的坚定抵抗,汉语文学的复苏将毫无希望。然而,大堆诗歌垃圾,尤其是以“口语美学”为招牌的口水诗,严重混淆“口语”和“口水”、“诗歌”和“生活用语”的差异,把诗歌变成毫无价值的唾沫。它们不断击打着诗歌的脸面,令其在公众面前出丑。但诗人却在生气地怪罪读者“愚蠢”。令人奇怪的是,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趣味?为何它要借助鄙陋的词句,蓄意毁损诗歌的尊严,并立志成为读者的宿敌?人数、作品数、字数和营销数,成为评估“纯文学”和“类文学读物”的四种算术指标,犹如文学的“四项基本原则”。它们不断增长,向极限的峰值爬升,大肆牟取名声和市场的数字红利,主流作家不惜代价,卷入这场数字游戏之中,衰弱的文学企图以数字说话,但它除了给地方媒体提供短暂的炒作题材外,不能给文学自身带来任何增长点。在这场语文跟算术的博弈中,“纯文学”距离自身的家园日益遥远,并注定要成为一个失败的物种。在中国文化衰败的总体背景下,文学无法出现飞越菜市场的奇迹。语文和算术的战争,成为当下中国文学的戏剧性事件。数字的急速增值,显示文学自我救赎的努力,却因撼动其语文根基,而变得笨拙可笑起来。语文终究是文学写作的内核,不能用算数和体育去做简单置换。就连小学老师都懂得,批阅作文的标准,不是它的数量和长度,而是它的品质。文学需要回到常识的底线,从那里重新获取起跑和跳跃的契机。注:喜闻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参选作品为252部长篇小说,特发此文以示热烈祝贺。本文图片皆为大跃进时期的宣传画上传与管理:杰夫——《华夏上古神系》为朱大可先生耗费20多年的研究成果。全书以跨文化的全球视野,运用多种学科工具,独辟蹊径地探研中国上古文化和神话的起源,发现并证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话均起源于非洲,这是继美国学者发现全球智人源于非洲、新西兰学者发现全球语言源于非洲之后,第三个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贡献,有助于修正人类文化起源的传统观点,向西方主流人文阐述体系注入“中国元素”。这些观点颠覆晚清以来的学界定见,为认识华夏文化的开放性特征、传承本土历史传统、推动中国文化的未来复兴,提供了富有卓见的启示,可视为1949年以来中国学术的重大收获。  欢迎各位网友订阅《文化先锋》,搜索微信公众号iwenhuaxianfeng,或扫描如下二维码即可。
  6万,玄幻奇幻小说的读者则为68万,现代都市小说为56万。读者主要来自珠三角地区的打工仔、以及遍及全国的销售员和17岁以下的中学生。有的打工仔每天用手机进行在线阅读的时间,多达8个小时以上,这意味着,除了上下班和睡眠,每天的剩余时间,全部被用来进行手机阅读。上述数据,来自中国某家权威的电信公司,它足以表达大陆手机用户的趣味,更显著地表达了“文学”的现实出路,那就是用低俗而充满快感的文字,来满足低文化层次大众的精神饥渴。不仅如此,只有“类型文学”读者能超越数字的限度,而将阅读的长征进行到底。这种高产“文学”的大肆泛滥,诱发出人们对文学繁荣的天真幻想,但它终究会制造更深的幻灭感。因为世人所面对的,并非只是真的文学,更是打着文学招牌的“类文学读物”,后者的基本功能,就是在文学牛奶短缺的情况下,以低度或零度营养的“代乳品”方式,侵入人的灵魂,为其填补精神空白。但此举无疑是饮鸩止渴,它只能引发更严重的精神饥饿。另一项私下调查还意外地揭示,在第一线进行文化产品筛选的电讯机构,其人员的流动性,远远超出了平均值。绝大多数青年编辑的供职长度,通常不会超过2年,其主要原因在于,青年编辑无法承受处理劣质精神产品的“审美疲劳”和道德压力。换岗(逃离)是他们的唯一出路。但这种状况丝毫不能改变文化资本的本性。还会有大量渴望就职的学生,前赴后继地踏入文化工厂,成为捡拾和推销文化毒食的最新成员。另一方面,在“文化产业”的盛宴背后,是200万名签约写手的庞大队列。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几乎跟中国职业军人的总数相当,而其中真正具备类型文学写作能力的,则寥寥无几;真正能赚到号称“年收入150万”的,更是屈指可数。但正是这种大肆张扬的暴富神话,鼓舞着年轻写手前赴后继,犹如飞蛾扑向温热的火焰。其中的绝大多数人,注定要成为这个“新兴文化产业”的牺牲品。即便是那些貌似成功的作者,仍然会面对高速写作引发的生存危机。许多网络作家一年能码出300万字以上的公共作品,以赚取有限的稿酬,却要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笔名“青鋆”的网络女作家包青春,一年多里写出6部小说,字数300多万,网站阅读点击量达2188多万,却在25岁的青春时段,因凶险的癌症而溘然谢世。她的个案被报道之后,网络作家透支生命、过劳写作的生存状态,已成为世人关切的话题,但他们似乎只能按这种方式赚钱,用以穿越毫无保障的未来。与小说和类小说的情形完全相同,继八十年代的黄金时代之后,诗歌的彩虹,似乎再度飞上了尘霾密布的天空。老诗人弃诗从商,其中一些人变身为成功的富人,而在钱囊饱满之后,他们往往调转头来大啖“回头草”,不仅自己重操写诗旧业,而且还热衷于投资诗歌,为诗人聚会和研讨提供大宗资金。中国诗坛有着奇怪的自我游戏规则。这种“前诗人效应”,制造出罕见的文学奇观:各种捐资神话在坊间流传。诗人们在各地结群行走,总有人为机票、住宿和吃喝买单。各种诗社、诗会、研讨会、诗刊和诗集(卖书号或自行印刷的)风起云涌。这种大数额资金向诗歌界的单向注入,重燃了诗坛回温的激情。诗人们在在夜宴中弹冠相庆,以为“诗歌的春天”已经降临。但跟小说一样,算术的阴影也已经笼罩诗歌。它推动了一场聒噪书写的运动,并导致诗句和诗篇的大量冗余,酝酿着文学另一场灾难。各种民间诗集(公开出版或自印)如雨后春笋,堆满了这个完全不需要诗歌和美的国度。而那些堆积如山的“无良”印品,吞没了少数诗歌“良品”的孤独文本。不仅如此,受到海子等人的鼓舞,诗人开始书写抒情长诗或史诗,以为只有具备这种强悍的算术属性,才是伟大诗人的标志。长诗于是被大量炮制出来,其中有的长诗,号称一百万行,但这还不是诗歌算术的终点。还有人宣称正在写作150万行的超级长诗,若以每行平均15个字计算,则长诗的总字数,可以达到2250万,远远逾越了小说山脉的巅峰,直追藏族史诗《格萨尔王》,后者拥有100多万行,2000多万字,已被视为超越《摩诃婆罗多》的世界最长史诗。但所有这些神话史诗,均为漫长年代里的集体创作,历经大量杰出民间诗人和歌手的反复打磨,由此散发出恒久的神性光芒。在一个毫无信仰的时代,任何快速制造的“史诗”,都露出了可疑的行藏。它们中的大部分,充其量是一些失败的案例,它们不能对衰弱的文学实施救赎,反而验证了这个时代的精神荒芜。汉诗的算术竞赛,正在描述诗歌繁荣的假象,并遮蔽了短诗写作的进步。尽管优秀诗人屈指可数,但诗歌复苏的财经语境,似乎已经初步具备,这是诗歌前景被看好的一个重要理由。诗歌是文学复苏的逻辑前提。没
  6万,玄幻奇幻小说的读者则为68万,现代都市小说为56万。读者主要来自珠三角地区的打工仔、以及遍及全国的销售员和17岁以下的中学生。有的打工仔每天用手机进行在线阅读的时间,多达8个小时以上,这意味着,除了上下班和睡眠,每天的剩余时间,全部被用来进行手机阅读。上述数据,来自中国某家权威的电信公司,它足以表达大陆手机用户的趣味,更显著地表达了“文学”的现实出路,那就是用低俗而充满快感的文字,来满足低文化层次大众的精神饥渴。不仅如此,只有“类型文学”读者能超越数字的限度,而将阅读的长征进行到底。这种高产“文学”的大肆泛滥,诱发出人们对文学繁荣的天真幻想,但它终究会制造更深的幻灭感。因为世人所面对的,并非只是真的文学,更是打着文学招牌的“类文学读物”,后者的基本功能,就是在文学牛奶短缺的情况下,以低度或零度营养的“代乳品”方式,侵入人的灵魂,为其填补精神空白。但此举无疑是饮鸩止渴,它只能引发更严重的精神饥饿。另一项私下调查还意外地揭示,在第一线进行文化产品筛选的电讯机构,其人员的流动性,远远超出了平均值。绝大多数青年编辑的供职长度,通常不会超过2年,其主要原因在于,青年编辑无法承受处理劣质精神产品的“审美疲劳”和道德压力。换岗(逃离)是他们的唯一出路。但这种状况丝毫不能改变文化资本的本性。还会有大量渴望就职的学生,前赴后继地踏入文化工厂,成为捡拾和推销文化毒食的最新成员。另一方面,在“文化产业”的盛宴背后,是200万名签约写手的庞大队列。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几乎跟中国职业军人的总数相当,而其中真正具备类型文学写作能力的,则寥寥无几;真正能赚到号称“年收入150万”的,更是屈指可数。但正是这种大肆张扬的暴富神话,鼓舞着年轻写手前赴后继,犹如飞蛾扑向温热的火焰。其中的绝大多数人,注定要成为这个“新兴文化产业”的牺牲品。即便是那些貌似成功的作者,仍然会面对高速写作引发的生存危机。许多网络作家一年能码出300万字以上的公共作品,以赚取有限的稿酬,却要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笔名“青鋆”的网络女作家包青春,一年多里写出6部小说,字数300多万,网站阅读点击量达2188多万,却在25岁的青春时段,因凶险的癌症而溘然谢世。她的个案被报道之后,网络作家透支生命、过劳写作的生存状态,已成为世人关切的话题,但他们似乎只能按这种方式赚钱,用以穿越毫无保障的未来。与小说和类小说的情形完全相同,继八十年代的黄金时代之后,诗歌的彩虹,似乎再度飞上了尘霾密布的天空。老诗人弃诗从商,其中一些人变身为成功的富人,而在钱囊饱满之后,他们往往调转头来大啖“回头草”,不仅自己重操写诗旧业,而且还热衷于投资诗歌,为诗人聚会和研讨提供大宗资金。中国诗坛有着奇怪的自我游戏规则。这种“前诗人效应”,制造出罕见的文学奇观:各种捐资神话在坊间流传。诗人们在各地结群行走,总有人为机票、住宿和吃喝买单。各种诗社、诗会、研讨会、诗刊和诗集(卖书号或自行印刷的)风起云涌。这种大数额资金向诗歌界的单向注入,重燃了诗坛回温的激情。诗人们在在夜宴中弹冠相庆,以为“诗歌的春天”已经降临。但跟小说一样,算术的阴影也已经笼罩诗歌。它推动了一场聒噪书写的运动,并导致诗句和诗篇的大量冗余,酝酿着文学另一场灾难。各种民间诗集(公开出版或自印)如雨后春笋,堆满了这个完全不需要诗歌和美的国度。而那些堆积如山的“无良”印品,吞没了少数诗歌“良品”的孤独文本。不仅如此,受到海子等人的鼓舞,诗人开始书写抒情长诗或史诗,以为只有具备这种强悍的算术属性,才是伟大诗人的标志。长诗于是被大量炮制出来,其中有的长诗,号称一百万行,但这还不是诗歌算术的终点。还有人宣称正在写作150万行的超级长诗,若以每行平均15个字计算,则长诗的总字数,可以达到2250万,远远逾越了小说山脉的巅峰,直追藏族史诗《格萨尔王》,后者拥有100多万行,2000多万字,已被视为超越《摩诃婆罗多》的世界最长史诗。但所有这些神话史诗,均为漫长年代里的集体创作,历经大量杰出民间诗人和歌手的反复打磨,由此散发出恒久的神性光芒。在一个毫无信仰的时代,任何快速制造的“史诗”,都露出了可疑的行藏。它们中的大部分,充其量是一些失败的案例,它们不能对衰弱的文学实施救赎,反而验证了这个时代的精神荒芜。汉诗的算术竞赛,正在描述诗歌繁荣的假象,并遮蔽了短诗写作的进步。尽管优秀诗人屈指可数,但诗歌复苏的财经语境,似乎已经初步具备,这是诗歌前景被看好的一个重要理由。诗歌是文学复苏的逻辑前提。没
  6万,玄幻奇幻小说的读者则为68万,现代都市小说为56万。读者主要来自珠三角地区的打工仔、以及遍及全国的销售员和17岁以下的中学生。有的打工仔每天用手机进行在线阅读的时间,多达8个小时以上,这意味着,除了上下班和睡眠,每天的剩余时间,全部被用来进行手机阅读。上述数据,来自中国某家权威的电信公司,它足以表达大陆手机用户的趣味,更显著地表达了“文学”的现实出路,那就是用低俗而充满快感的文字,来满足低文化层次大众的精神饥渴。不仅如此,只有“类型文学”读者能超越数字的限度,而将阅读的长征进行到底。这种高产“文学”的大肆泛滥,诱发出人们对文学繁荣的天真幻想,但它终究会制造更深的幻灭感。因为世人所面对的,并非只是真的文学,更是打着文学招牌的“类文学读物”,后者的基本功能,就是在文学牛奶短缺的情况下,以低度或零度营养的“代乳品”方式,侵入人的灵魂,为其填补精神空白。但此举无疑是饮鸩止渴,它只能引发更严重的精神饥饿。另一项私下调查还意外地揭示,在第一线进行文化产品筛选的电讯机构,其人员的流动性,远远超出了平均值。绝大多数青年编辑的供职长度,通常不会超过2年,其主要原因在于,青年编辑无法承受处理劣质精神产品的“审美疲劳”和道德压力。换岗(逃离)是他们的唯一出路。但这种状况丝毫不能改变文化资本的本性。还会有大量渴望就职的学生,前赴后继地踏入文化工厂,成为捡拾和推销文化毒食的最新成员。另一方面,在“文化产业”的盛宴背后,是200万名签约写手的庞大队列。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几乎跟中国职业军人的总数相当,而其中真正具备类型文学写作能力的,则寥寥无几;真正能赚到号称“年收入150万”的,更是屈指可数。但正是这种大肆张扬的暴富神话,鼓舞着年轻写手前赴后继,犹如飞蛾扑向温热的火焰。其中的绝大多数人,注定要成为这个“新兴文化产业”的牺牲品。即便是那些貌似成功的作者,仍然会面对高速写作引发的生存危机。许多网络作家一年能码出300万字以上的公共作品,以赚取有限的稿酬,却要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笔名“青鋆”的网络女作家包青春,一年多里写出6部小说,字数300多万,网站阅读点击量达2188多万,却在25岁的青春时段,因凶险的癌症而溘然谢世。她的个案被报道之后,网络作家透支生命、过劳写作的生存状态,已成为世人关切的话题,但他们似乎只能按这种方式赚钱,用以穿越毫无保障的未来。与小说和类小说的情形完全相同,继八十年代的黄金时代之后,诗歌的彩虹,似乎再度飞上了尘霾密布的天空。老诗人弃诗从商,其中一些人变身为成功的富人,而在钱囊饱满之后,他们往往调转头来大啖“回头草”,不仅自己重操写诗旧业,而且还热衷于投资诗歌,为诗人聚会和研讨提供大宗资金。中国诗坛有着奇怪的自我游戏规则。这种“前诗人效应”,制造出罕见的文学奇观:各种捐资神话在坊间流传。诗人们在各地结群行走,总有人为机票、住宿和吃喝买单。各种诗社、诗会、研讨会、诗刊和诗集(卖书号或自行印刷的)风起云涌。这种大数额资金向诗歌界的单向注入,重燃了诗坛回温的激情。诗人们在在夜宴中弹冠相庆,以为“诗歌的春天”已经降临。但跟小说一样,算术的阴影也已经笼罩诗歌。它推动了一场聒噪书写的运动,并导致诗句和诗篇的大量冗余,酝酿着文学另一场灾难。各种民间诗集(公开出版或自印)如雨后春笋,堆满了这个完全不需要诗歌和美的国度。而那些堆积如山的“无良”印品,吞没了少数诗歌“良品”的孤独文本。不仅如此,受到海子等人的鼓舞,诗人开始书写抒情长诗或史诗,以为只有具备这种强悍的算术属性,才是伟大诗人的标志。长诗于是被大量炮制出来,其中有的长诗,号称一百万行,但这还不是诗歌算术的终点。还有人宣称正在写作150万行的超级长诗,若以每行平均15个字计算,则长诗的总字数,可以达到2250万,远远逾越了小说山脉的巅峰,直追藏族史诗《格萨尔王》,后者拥有100多万行,2000多万字,已被视为超越《摩诃婆罗多》的世界最长史诗。但所有这些神话史诗,均为漫长年代里的集体创作,历经大量杰出民间诗人和歌手的反复打磨,由此散发出恒久的神性光芒。在一个毫无信仰的时代,任何快速制造的“史诗”,都露出了可疑的行藏。它们中的大部分,充其量是一些失败的案例,它们不能对衰弱的文学实施救赎,反而验证了这个时代的精神荒芜。汉诗的算术竞赛,正在描述诗歌繁荣的假象,并遮蔽了短诗写作的进步。尽管优秀诗人屈指可数,但诗歌复苏的财经语境,似乎已经初步具备,这是诗歌前景被看好的一个重要理由。诗歌是文学复苏的逻辑前提。没
  文学:语文与算术的世纪之战朱大可文学正在从传统语文的旧居逃离,向算术的领地飞跃。这是近年来中国文学的一个重大变化。文学原先是属于语文行业的,也即属于语词、篇章、修辞、语法和风格的空间。数千年以来,文学一直试图借助简洁的叙事,描述自我或世界的真相。文学试图守望自己的语文家园,那就是人本主义关怀、创造性技巧以及语言的力量。但在21世纪初叶,文学开始向它的世仇——算术献媚,甚至拿算术的尺度当作自己的尺度,用数量、数字及其算法(简单的线性加法)来衡量文学的核心价值,在大多数情形中,文学采纳的算术,仅限于四则运算中的加法,这算法要求作者在一个短小的单位时间里,尽可能制造最多的字词,并将其无穷相加,以求取“和”值的最大化,借此满足声誉的“结合律”或市场的“交换律”。这是一种古怪的物种变异,它意味着文学正在背弃自己的本性。文学算术化的潮流,起源于冷战和集权主义时代。它是20世纪文学的最后挣扎。目前世上最长的小说,也许当推索尔仁尼琴的《红轮》。它的长度据说接近一千万字,俨然是俄罗斯史诗叙事传统的宏大尾声,它要凭藉一种非凡的个人记忆,去抵消集权主义对历史真相的遮蔽。而本土的鸿篇巨制,则以张炜的《你在高原》为上限,该书以450万字的篇幅,击碎中国书面文学的历史记录。这是一种充满“愚公精神”的字词工程,漫长无尽的语句相加,不仅需要强悍的脑力,更须有强大的体能。正是这种超能英雄式的写作,令其散发出算术课加体育课的浓烈气息。主流文学自身的字词算法,为类型文学提供了笨拙的样本。这场被市场煽动起来的大跃进浪潮,不仅导致每年近千部“印刷长篇小说”和上万部“数码长篇小说”问世,而且其单体篇幅也在不断扩容,有的网络小说,甚至被注水加长到1000-1200万字以上,成为一个没有灵魂和内胆的庞大容器。套用今天最流行的“秽语”,就是屌没了,屌丝却在疯长。这不仅刷新本土文献学的历史记录,也创出“数码文学”的世界记录,进而令平面出版商目瞪口呆,所有那种把数字小说转为纸面小说的商业企图,都已宣告破产。与此相关的另一种算术,指涉了文学书写的速度。这种高速性,早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特征。自从八十年代开始,主流作家和先锋作家,都以这种流畅的方式进入中篇写作,而后又将其延伸到长篇小说。某位德国汉文学研究者指出,德国作家写作一部长篇小说的时间通常为四年左右,而中国作家的写作周期平均只有四个月。中国长篇小说产量(仅指平面出版类),达到每年800-1000部的惊人数字,挑战全球小说的数字总和。这种“纯文学”作家的高速书写模式,为类型文学和垃圾制造,提供了另一种非凡的样板。我们曾经被告知,早在上个世纪,香港畅销书作家倪匡,就曾以每天5万字的速度写作,创造华语写作的最高纪录。但这项纪录已经被大陆写手所追赶和刷新。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少数成功的数码文学写手,娴熟地运用各种悬念(悬疑)、言情(情色)、科技(科幻)和历史知识的噱头,每天以三至五万字的速度生产类文学读物。有消息称,“互联网小说”的最快枪手,单日写作速度有时可达六万字,这意味着打字者完全没有时间停下来沉思,而是必须像一个优秀速记员一样,马不停蹄地记录头脑里涌现的字词。但常识告诉我们,思考和书写的质量,跟所耗费的时间大多呈正比例关系。在作家的叙事进程中,需要运用各种复杂的语文技巧,更需要时间去选择字词、推敲句子和营造篇章,即便是文学天才,也无法在瞬间里完成精致的书写。高速度的写作,如同1957年的“工业大跃进”,只能制造出量大质劣的低级产品。中国类文学读物,其数量规模足以冠盖全球,而令包括英语在内的所有外部语种黯然失色。但不用细读每一部“小说”,我们就能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文字垃圾。中国正在成为高速生产文字垃圾的超级工厂,并跟“madeinChina”一样,沦为劣质品的代名词。这些垃圾被大量和高速消费,随后就被彻底遗忘,成为无数转瞬即逝的泡沫中的一员。“纯小说”的数量和长度,营造了阅读的巨大障碍,以致它几乎没有读者问津,甚至连职业文学评论家都望洋兴叹。在这个充满变数和焦虑的时代,全中国似乎只有一位评论家,还在认真阅读那些长篇小说,并为其仔细地撰写长篇评论,那就是上海的程德培先生。但奇怪的是,由作家、评论家和文学官员共同把持的各种文学奖项,竟然对这样的先进事迹视若罔闻。然而,一项对手机阅读现状的局部调查表明,“类型文学”而“非纯文学”,才是中国普罗大众的重要精神快餐。其中言情小说的手机读者为293万,穿越幻想小说访问用户为33语文和算术的战争,成为当下中国文学的戏剧性事件。数字的急速增值,显示文学自我救赎的努力,却因撼动其语文根基,而变得笨拙可笑起来。语文终究是文学写作的内核,不能用算数和体育去做简单置换。就连小学老师都懂得,批阅作文的标准,不是它的数量和长度,而是它的品质。文学需要回到常识的底线,从那里重新获取起跑和跳跃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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